卷七：发现《周易》写作特色
第二章：《周易》一书是以比喻说理为特色
第二节
《周易》第四十篇《解》，是论述“和解”的道理。“解”就是“命题”。
《解》篇文章中所运用的比喻说理较多。如“利西南”，“田获三狐，得黄矢”，“负且乘，至寇至”，“解而拇，朋至斯孚”，“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这都是用的比喻，以比喻推明事理。若不能理解《周易》所用的比喻，就无法正确理解《周易》的真实含义。
《周易》第四十一篇《损》，是真对“减损”讲述的辩证道理。作者善用生活的实例来阐述所立论的道理，即通过举例来辩明事非。
在题目里，作者运用“祭祀”举例。在作者看来，对待祭祀，就应当减少，减少到祭品用两只“簋”所盛粗粮就行了。在那个时代王室与贵族统治者没有不迷信与重视祭祀的，以求得神灵或祖先神的保佑。而作者能有如此的进步思想，这与《周易》作者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分不开的。在对财富的积累上，作者认为不做邪恶，即正当的渠道获得的财富，是正确的。本篇通过生活事例来说明“减损”的辩证道理，而这些事例本身就是比喻的手法。而寓意当损的则损，不当损的要大力增益的道理。
《周易》第四十二篇《益》，是讲“增益”的道理。本篇里的“利涉大川”，“或益之十朋之龟”是比喻之句，而其它则是直接陈述“增加收益”的政治道理。
《周易》第四十三篇《夬》，是论述“排除阻塞视听”的政治道理。
《夬》篇从立论到主文论述，都是运用比喻。
《夬》篇首字“夬”就是象征阻塞的事物现象被排除。篇中内容，全是运用比喻来推明事理。如“壮于前趾”，“莫夜有戎”，“壮于頄”，“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殿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苋陆夬夬”等。本篇全部运用比喻来论证命题。运用比喻在于把深刻地，无法言明的道理，通过常见的生活事例来比喻，这是先民找到的一种理论方式。
《周易》第四十四篇《姤》，是论述“婚姻家庭观念”。文中特别是已体现了“无后为大”的传宗接代的观念。
《姤》全文是：“姤：女壮，勿用取女。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赢豕孚踯躅。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包无鱼，起凶。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姤其角，吝，无咎。”
通过《姤》文来看，《姤》篇内容全用的是比喻象征手法。
“系于金柅”，这是借用生活里的纺线车纺线与緾线的锭子来隐喻妇道规范。
“见凶，羸豖孚踯蹢”，这句话虽然一样的是象征与暗示，暗示着篇中女主人公内心世界复杂的情怀。这表明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动察与描述。不过是借着象征的手法，而不是直接的心理描述。女主人见景伤情，暗示着女主人的心事。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厨房里放上鱼，本身就是象征。鱼象征生殖。厨房里有鱼，象征女人有孕。
“臀无肤，其行次且”(屁股上没了皮肤，行动就艰难)，这是比喻，即隐喻着出现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婚姤的女人没有怀孕。
“包无鱼，起凶”，厨房里没有了鱼，起了风波。这是象征婚后的女人没有怀孕，家庭出现了风波。
“以杞包瓜，含章有殒自天”，这是隐喻着婚姤的女人有了身孕，十月怀胎，终于生下儿子。
“姤其角”，这是用雄性动物的角隐喻妇女不可过于强盛。
总之，本篇是以比喻，所要阐明的是妇道礼俗。
《周易》第四十五篇《萃》,是对“勤政”的立论。本篇里的“一握为笑”，“萃如嗟如”，“赍咨涕泆”是比喻。
《周易》第四十六篇《升》，是论述“国家发展上升”之道。本篇里的“王用亨于岐山”是惜喻。是借文王亨有岐山祭祀权力，寓意有了立国的基础。
《周易》第四十七篇《困》，是立论“政治困境”，即论述君子身处官道上被身份名位，荣华富贵诱惑而产生的祸福依存关系。
《困》篇几乎全是隐喻。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这是用遭受到刑狱来隐喻政治仕途上凶险。
“困于酒食”，“困于赤绂”，“困于金车”。这是隐喻着富贵，身份，地位三种诱惑，处理不当就会身陷刑狱。
本篇中的“困于石，据于蒺藜”，“困于葛藟，于臲卼”。这是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比喻。这正是借助于自然中具体存在的事物或情状来阐释抽象的道理。
《周易》第四十八篇《井》，是立论“养民”的政治道理，是借“井”寓意养民的道理。
《井》篇从名称到内容全部是隐喻。
这是用“水井”来隐喻君主如何做到“养民”的道理。“养民”就是得民心，常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用“水井”来隐喻治国的道理。
《周易》第四十九篇《革》，是论述“变革”的道理。本篇中的“巩用黄牛之革”，“已日乃革之”，“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均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篇《鼎》，是讲述“变革后要及时巩固其成果”的道理。
“鼎”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本篇内容全部是围绕着“鼎”这一“命题”展开的论述，只不过全是运用比喻。从“鼎颠趾”，“鼎有实”，“鼎耳革”，“鼎折足”，“鼎黄耳”，到“鼎玉铉”来比喻“革故鼎新”所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及巩固措施。
《周易》第五十一篇《震》，是借“雷震”这一自然现象来隐喻政治风暴。
《震》全文篇从命题到内容全是比喻象征。是借用雷震现象比喻政治。正如后封建社会里发生过的秦朝政治风暴，焚书坑儒和历代王朝更替后的高压手段，以及现代社会里曾发生过的“文大革”。皆如雷震之威，使人惊恐与威惧。
《震》篇用雷震的自然现象形象的表现到政治风暴上突云变换的道理。君子如何在政治风暴里站稳脚根，作者通过层层比喻给出了如何适应和应对的答案，即处变不惊的道理。
《周易》突出的讲述政治经验和治国的道理，即属于政治哲学。但其方论不同于古希腊创立的逻辑推理（或称理论推理），而是比喻说理（或叫比喻推理）。如《震》篇是用雷震现象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比喻推理的前提是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的比喻，而结论是个比较抽象的事理。如《震》篇作者用浅显的日常所见的雷震现象来喻深刻的政治形势这一效抽象的政治道理，使人们通过这种比喻领会到所表述的政治含义。
《周易》第五十二篇《艮》，是论述“回顾反思修省”的政治道理。本篇是通过对自己身体背后的看视来象征隐喻着回顾过去而总结思考认识修正其行为的道理。
《艮》全篇运用的是比喻与象征。如“艮其背“，“艮其趾”，“艮其腓”，“艮其身”，“艮其辅”等，皆是用身体的部位来寓意所论述的事理。
《周易》第五十三篇《渐》，是立论“爱国主义”的文章。
《渐》全文篇是用“诗”的体裁，语言，并运用“比兴”手法，而隐喻着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篇中以鸿雁起兴，从夫妇离别到团聚的描写，是“兴”中有“比”(比喻)来欧歌一对别离夫妇，夫征，妇守的爱国情操。这如同当代曾流行的一首“十五的月亮”歌曲那种政治含义。
《周易》第五十四篇《归妹》，是立论“联姻政治”的道理。
《归妹》全文是：“归妹：征，凶，无攸利。归妹以姊，跛能履，征，吉。眇能视，利幽人之贞。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篇同样运用的是比喻说理，如篇名就是借喻，而内容中的“跛能履”，“眇能视”，是借人的腿与眼的残疾缺陷来做比喻要认清自身的身份地位。“帝乙归妹”是引用做比喻。最后的“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同样是隐喻。这是隐喻联姻政治，其结果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就暗示着，靠婚姻缔结政治也不是万能的。《归妹》又是整个隐喻着殷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周易》第五十五篇《丰》是讲述“盛大丰满而突遭变败”的忧患意识。本篇是通过“日全食”这一自然现象来隐喻政治上的道理。
《丰》篇是全部用比喻说理的方式，来喻说政治道理。
《周易》第五十六篇《旅》，是论述“商旅”这一社会问题。本篇里的“射雏，一失亡”，“鸟焚其巢”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七篇《巽》，是论述“恭顺”不可太过的辩证道理。本篇中的“田获三品”，“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八篇《兑》，是论述言论，舆论的政治道理。本篇中“介疾有喜”是比喻。
《周易》第五十九篇《涣》，是论述“王道教化”的道理。“涣”的本义指流散，如水流散。这是借水滋润万物来象征王道教化，本篇中的“用拯马壮”，“涣汗其大号”是比喻。
《周易》第六十篇《节》，是论述“节制”的道理，篇中的“不出户庭，无咎”，“不出门庭，凶”。这是用门户来隐喻不同阶层对节制行为会产生的不同结果，自然是关乎着政治问题。
《周易》第六十一篇《中孚》，是立论“中正爱民”的政治理念。
本文中的“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兼之”这是拟人化的象征。即象征着构建和谐、美好、共享的社会。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是用战争的情态作比喻。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使用自然现象作比喻。
“翰音登于天，贞凶”，这是用山鸡鸣叫高飞，徒有虚名，作比喻。
《周易》第六十二篇《小过》，是立论“小事超越，大事不可”的道理。这如同后世所讲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露头椽子子先朽的儒家处世观。
本篇中的“飞鸟遗之音”，“飞鸟以凶”，是形象的比喻。隐喻着人不可太张扬，若越过自己的本分，就带来了凶险。
篇中还有“过其祖，遇其此，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密云不雨，自我西部”，“公弋，取彼在穴”，“飞鸟离之”均是比喻。
《周易》第六十三篇《既济》，是论述成功之后已然要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即要防备初期的成功而到后来变乱的政治道理。
《既济》全文是：“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繻有衣袽，终日戒。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濡其首，厉。”
本篇的文章内容全部用的是形象比喻，以隐喻着成功之后防备变乱的政治道理。
本篇的立论是“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立论的意思是“成功后，小心谨慎，利于守正，以防初吉终乱的结果出现”。这是命题，而内容就围绕着命题展开的“比喻论证”。本篇是通过比喻来论证论题里的观点。《既济》篇中的文章内容全是比喻。
本篇文章内容可以分六个自然段落，作者却用六种比喻。其中两项是引用，也是借昔日经验，即历史经验来论证本篇的论点。一是借“高宗伐鬼方”，另一是借殷周之际的殷纣与周文王施政的不同（即“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即东西两邻对祭祀的不同对比。
其他四项比喻：一是借“车子过河”。二是借“妇女失去头饰”。三是借“新衣服变破”（繻有衣袽），四是借过河水深淹头（即“濡其首”）。这些都是用比喻说理方式来“论证论题”，以达到推明事理。即以浅比深，增强认识能力和文章的说服力。这些比喻无不紧扣主题。如“繻有衣袽，终日戒”（即“华丽的丝锦美服，终会变成破衣败絮，终日要小心戒备”）这比喻是紧扣主题。以比喻“论证”主题，达到了以浅喻深的道理，并且寓意着深刻的哲学道理，又是体现着辩证道理。
《周易》第六十四篇《未济》，是立论“事业尚未成功，乃要继续努力”的政治道理。
本篇题目就是用“小狐狸渡河，水湿了尾巴”来比喻象征事业尚未成功，应再接再厉。文章内容所用的比喻如“濡其尾，吝”，“曳其轮，贞吉”，“利涉大川”，“震用伐鬼方”，“濡其首，有孚失是”等都是比喻说理。
以上通过对《周易》一书里的比喻之句，做简单的举例分析。我们已知《周易》一书除了极少篇章没有运用比喻外，而绝大部分的篇章中是运用比喻来推明事理。而且还有不少篇章，通篇就是运用比喻，象征来论证事理。这就体现出《周易》一书文章论述的特征——比喻说理。为何《周易》一书同《诗》里的诗歌那样，而用“比兴”手法，这为理解《周易》哲学的认识方法提供了思路。即《周易》为何是运用比喻说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里虽然没有引述《诗》作为引用来论证事理，既不等于诗歌没有产生，也不等于《周易》不受诗性思维的影响。虽然诗歌成集作为《诗》集晚于《周易》，但《诗》里的诗歌出现远远早于《周易》，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周易》文章写作特征来看，《周易》作者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形象思维阶段，不但借用昔日的经验，并运用比喻来认知世界。而且《周易》还体现了《诗》里诗歌的结构形式和“比兴”方法。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哲学道理，而且还读出诗的享受来。《周易》里的一些篇章，段落句子，有着诗的工仗与韵律。可以说《周易》里的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艺术手法。由此来看，《周易》是“诗性智慧”的结晶。
诗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情感与思想的文化形式。近代德国学者哈曼强调“诗是人类的母语”。“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通过历史动态考察，揭示了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原始思维的历史作用。维科认为，原始的思维具有＂诗性＂的特点。所谓诗性，是指世界各个民族文明开化时期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和思维特点。维科认为这样原始先民思维中具有的诗的＂形而上学＂，＂诗的智慧＂是原始先民在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的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当中，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依赖感官和简单的思维认知自然万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虽然同后来的文明时代的哲学，科学所具有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却又不可避免地是文明时代各种科学的源头。”（见《周易研究》2008年第五期，刁生虎的“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
那么，根据维科的研究表明原始思维是具有“诗性”的特点。“诗性思维”是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这样来看，《周易》无疑受到“诗性”文化的影响，而体现的是“诗性思维”。
众所周知，《诗》里的一些诗产生的早，而《诗》汇编成集相对较晚。而将《诗》尊奉为“经”，则更晚。现代学术上认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所选的诗大约上至周初下至春秋中期。事实上中国的诗歌产生的很早。原始的诗歌应该伴随着原始的自然语言同时产生。远远早于中国的那一部诗集——《诗》里的诗作，只是没有保留下来而已。但《诗》里收集的一些诗已早于《周易》几百年前就产生了，这说明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先民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文化形态是诗歌。诗无疑是原始先民表述情感与思想的文化方式，东西方都走过了这一历史时段。维柯（也有用“维科”）曾将世界历史区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期。这种“三个时期”的划分，更适合希腊文明历史形态，并不是全世界的发展模式。虽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的科学原则》，也并不能代表是个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维柯的“三个时代”的划分中的三种语言中的神的时代的语言（各民族用的是同一种哑口无声的语言，使用一些符号和实物）；英雄们时代的语言（是英雄徽志，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可能符合埃及，希腊，中国，印度四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形态。维柯《新科学》的三段历史分期法，应是从古希腊历史那里总结出来的。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代有三种本性和制度。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英雄时代有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并由此实行统治，因为他们认为比平民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人的时代，一切人都继承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这“三个时代”里的“三种制度”，应是维柯从希腊文明描摹来的。
“神的时代”本性和制度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初期的普遍性。“英雄时代”的本性和制度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贵族政体。但维柯阐述的三个时代中的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里的语言，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特征。
维柯的理论中有一个重的概念，即“诗性智慧”。维柯的文化溯源研究表明，人类的先民凭诗性活动发生了创造活动。维柯所论述的诗性智慧的特点：一是感官色彩强烈，而是以己度物，二是想象的类概念，这简直是针对中国古代人们的认知方法的总结。
从维柯的理论来参照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三代（即夏、商、西周）处于神的时代，这是符合维科“神的时代”的划分。对于神的时代里的本性和制度，夏、商、西周确实存在多神的统治下生活。预兆神谕(占卜只是一项内容)成为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了神的时代，但似乎并不是进入维柯所谓的“英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而是西周血缘贵族分疆而治的政体。虽然春秋战国不符合维柯阐述的“神的时代”，尔后是英雄们掌权的时代特征，但春秋战国时期倒是符合维柯阐述的英雄时代里语言手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易》哲学及其先秦诸子哲学所用的语言手段。若把先秦的诸子学说里出现的“圣人”类比“英雄们掌权”可以的话，那么中国从神的时代进入理想“准英雄”（圣人）统治的时代，这就不难理解春秋战国诸子所用的语言手段里的那种“意象”，“隐喻”，“类比”，“类似”等诗性智慧去认知世界。
若把中国古代文明（秦统一以前）与希腊文明比较，也有相似之处，都从神的时代度过。希腊从神的时代里经过荷马（英雄时代）时代，才进入不完全的英雄时代与不完全的人的时代，即兼和时代。就是说希腊从荷马时代进入城邦共和时期，既是贵族结成的政体，又体现了民主的政体。
而中国的古代时期也是从神的时代度过中出现了诗，也出现了史诗，虽然不能与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但都出现了“诗”，可以说都是在“诗”后进入“轴心时期”的，这一点又是相似的。中国在“诗”出现后，才出现《周易》哲学，并开启了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希腊在荷马时代后，同时进入“轴心时期”并掀起了一场“精神运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符合古代东西两大理性文化发源地的特征。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里的哲人们在认知世界的“语言手段”却不相同，故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成因，不是本处讨论的内容。我们通过以上维柯和雅斯贝斯的理论，意在说明希腊与中国虽然都是在“诗”后诞生了哲学，两地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但两地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且所运用的“语言手段”及其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典哲学继承了“诗”的“语言手段，即“诗性智慧”。而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却对“诗”与“诗人”进行了批判，而中国恰恰相反，不但承继了“诗性智慧”，而且还推崇“诗性智慧”（孔子就是推崇发扬“诗性”理论学说第一人）。中国的第一部哲学，即《周易》哲学则是很好的例子，《周易》哲学的“语言手法”，无不体现的是“诗性智慧”。???故《周易》政治哲学一书写作上鲜明的比喻特色，所运用的比喻说理方法，正是中国古代那个特定历史时空下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