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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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战国到两汉是“天命”与“占筮”巫术理论化时期。因为“天命”，“命定”与等级尊卑秩序是个相得宜彰的理论体系。“天命”尊卑等级与五化八门的占卜形式都与儒学者分不开。正是儒学家们完成了巫术的理论与方法（《易传·系辞》与《说卦》里的巫术理论与方法；汉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思想；王充“命理”思想，均为后期八字批命奠定了理论基矗)。
中国的巫术迷信（萨满文化）与“天命”观念，由信命到知命，才有了庞大的术数理论与应用方法。其目的是妄想通过“术数”以窥视命运“天机”，而妄想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人而去奴役他人。
“天命观成为中国人绝对精神理念。由天命迷信，才有对王权尊卑等级制度的维护与依赖。也才认为尊卑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即认为世上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而不可改变的。所以才有几千年根本没有多少变化的政治制度的存在。在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也没有任何关于中国人渴望或者试图为变革其政治体制做出任何举动。这种制度不仅仅代代相传至今，还使被统治者乐天安道，早已对它习以为常了。”（《中国人的德性》[美]何尔康比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儒家既讲统治者依德治民，又讲政治伦理的尊卑等级。既讲天命、符瑞，又讲巫术（占卜，筮卜）理论与方法。
而后封建时期里土生土长的所谓道教，严格上讲是称不上是宗教，充其量按现在的宗教标准可称为邪教。所谓道教是邪魔外道阵营。虽然道教没能像儒教那样成为帝国的‘国教’，但一样在帝国里站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帝国的承认与支持。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低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这实际说明了道教文化影响着后封建社会里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与思维。严格的说并不是“道教”，而正是“天命”，巫术迷信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古代道教派虽标旁着道家人物与经典，而实质其教内活动的内容充斥着原始的巫术与迷信。道教是帝国里新巫术的策源地，“河图”、“洛书”无不与道教人物有关，神仙术、丹术同理无不与道教有关。道家思想与道教派对帝国时期的文化艺术影响之深。从六朝到宋元明清的诸多神仙，志怪小说不能不是受到道教派的影响。这些文学艺术又无不对大众心理及思维影响之深。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根低结症所在吧。实际还是归结到巫术迷信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
“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中巫术或原始宗教特征是最为明显的。秦家懿在其对中国宗教的考察中明确指出了民间宗教，道教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以及巫术性质。……秦家懿还指出：＂道教与民间宗教难以分清的另一原因是那些术土，算命人，相面人，风水先生所起的作用＂。这里的算命人，相面人等都具有巫术即原始宗教的特征。不仅如此，杨庆堃说：＂道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为中国原始宗教增添了很多人格神。在汉代之前，原始宗教大多局限于自然崇拜，人物崇拜尚未在原始宗教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从神学理论上说，原始信仰的系统化始于汉朝的阴阳学派，但其完善却是之后由道教完成的。正是道教，将不同的原始信仰融合进一个共同的体系中。而道教的这样一种巫术又仅为民众所热衷，而且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来自统治阶层的皈依者。＂总之，无论是民间宗教，还是道教，其前身都可以追溯至原始宗教，或者说，都与原始宗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它们又都有明显的巫术特征。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民间宗教与道教是原始信仰这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事实上，这也是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0页）
“中国宗教”与巫术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吾淳在他的《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巫术与伦理的对立和共存》一书中总结韦伯论中国宗教与巫术的“亲和”关系所揭示的那样：“在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论述里，宗教或信仰与巫术的关系是一个最为关键或核心的问题。这是因为在韦伯看来，正是巫术宗教与先知宗教将中国宗教乃至整个东方宗与西方宗教区别开来。换言之，延续巫术，还是斥逐巫术具有宗教划界的意义。因此，巫术，作为一个关键语词和核心概念，贯穿其对全部中国宗教研究（以及包括印度宗教在内的整个东方宗教）的始终。本着这种看法，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与巫术的关系做了考察，其考察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这样一些方面：（1）中国宗教信仰中有着大量原始巫术的孑遗，或者说，原始巫术在以后的宗教信仰中被充分的保存和延续下来；（2）道教与巫术的关系至为密切，就接续巫术而言，道教是完全彻底“传统主义”的，本质上说，道教就是一个“巫术组织”；（3）一般认为，儒家或儒教是非常理性的，但韦伯提醒我们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点，即儒家或儒教同样有自己的巫术传统，并且，基于种种原因，它会对巫术妥协；（4）佛教的出身是理性的，但大乘佛教已经初步或部分改变了佛教的理性传统，至于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宗教和信仰的影响，佛教同样也变成了一个巫术类型的宗教。韦伯的这样一种认识与理论以及所内涵的合理性值得我们给予认真的对待。”（《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从中国宗教性质以及中国人信仰来看，中国古代文化，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是个萨满式的文明”。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建立在巫术的思维上。
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是“天命”与“巫术”。“天命”与“巫术”成为帝王时期的中国人的绝对精神理念。
正如布留尔所说：“格罗特关于中国人也指出了同样的情形，一般的研究者们都经常强调‘野蛮人’非常‘迷信’。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原逻辑的和神秘的思维行事。如果他们不‘迷信’，那才是怪事儿，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哩。”（《原始思维》[法]列维—布留尔著，商务印书馆，丁由译，1981年版，第281页）。
也正如在清末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人切斯特·何尔康比所见中国人迷信，而这样说道：“如果有人想找到一个可以很好地探究迷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的地方，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则是最恰当的选择。这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完全被迷信的观念浸泡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迷信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无论工作还是娱乐，迷信都制约着人们的计划。它可以使人们美梦成真，也可以使之成为泡影，它能带给人们万贯家私，同时也能让人倾家荡产，身无分文。迷信还影响着男女间的姻缘，它不仅决定了哪两个人可以结成连理，而且举行婚礼的日子还要根据迷信来定。有时，人们在无法将事情处理好的情况下，就会迷信地认为这必将影响一家之父与孩子们的关系，甚至可以使其阳寿大减失去生命。而当一个人死后，其后人在为他选择墓地的位置，出殡的时间以及入葬的方式上都少不了迷信。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弥漫着迷信的气味，无论最高统治者还是低级平民。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它的影响和支配，甚至人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迷信歪曲了人们的正常理智和思维，它反复于严密的逻辑之间，挑拨离间，颠倒是非。它不单单在个人家庭中潜藏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国家重大的事务中，例如有关国家繁荣昌盛（我们且不说有关帝国生死存亡的事情）的问题，也往往是由迷信掌控的。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很多可供查证的事实。比如说，一个在中国居住，头脑灵活的外国人一旦同中国人混熟了，那么不久后他就会感到，迷信在这个帝国中就像天空中布满的蜘蛛网一样。他整日都被困在这些蛛网里，跌来撞去，虽然有时他会感到一丝乐趣，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会感到非常烦恼，无所适从。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迷信观念绝不是蜘蛛吐出的丝，而是坚不可摧的钢线。”（《中国人的德性》[美]切斯特·何尔康比著王剑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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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非常迷信，是人共所知的。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迷信已然像幽灵一般，使中国人挥之不去。为何原始的宗教信仰，却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里得到如此有效的延续。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的连续性，而不曾发生断裂。
“中国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连续性，为何是这样呢？我们先秦不是也经历了一嘲精神运动”么？按照雅斯贝斯所论，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的人类文明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历史轴心时期。
“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
“在所有地方，轴心期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德]卡尔·雅斯贝斯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第13页第14页）
确实临近公元元年时的前几百年里，东西出现了一嘲精神运动”，即雅斯贝斯所说“轴心期”成为东西方两个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那场精神运动成为西方文化之源。而中国先秦诸子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都称谓一嘲精神运动”，但结果却是同途殊归。两地完全走向了不同的制度形态。
按张光直的观点比较准确的揭示东西文化特征。即东西文化表现的是：一个是“突破性”，而另一个则是“连续性”。既然东方的中国是个连续性的文化，那么先秦那嘲精神运动”似乎没有起多大作用。东方的“轴心期”并没有结束几千年的古代文明，而是延续了古代文明。
虽然张光直所讲的“连续性”与“突破性”的观点，似乎单指的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期的东西文化特征。但这个观点完全适应中国古代社会，即先秦到清朝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化却保持着“连续性”。而西方自古希腊城邦时期，到欧洲的中世纪里的封建领主制，再到近代的资本主义，其文化却是个不断的“突破”。若不“突破”，岂不还保持着城邦奴隶制么？何来的封建到资本主义社会呢？但却不可低估“轴心时期”东西方出现的那嘲精神运动”。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后，“帝国完成了统一后，完全独立的思想家就不曾再出现过”。中国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倒是推波助澜专制帝国制度的形成。这是先秦诸子的作用，也是必然的归宿。而古希腊的那嘲精神运动”，也并没有阻止着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出现。欧洲中世纪并没有沿着古希腊文明发展下去，而是断裂与突破。但却是值得肯定的是，西方文化自“轴心时期”后，结束了几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没了古代文明。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即古希腊时期的那嘲精神运动”，却是西方文化的活水之源。
但同称为“轴心时期”的那嘲精神运动”的内涵，中西却出现着巨大的差异，这差异笔者认为主要是哲学差异。
虽然中国在所谓的“轴心时期”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但结果却没有走向理性。
中国那场精神运动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即战国时期的“城邦”时代，相对自由争鸣环境，却被诸子学说所催毁。引来的是专制帝国统治环境。自秦建立大一统的帝王家天下制度后，从此帝王制度在这块东方大陆上历久弥坚的“连续”了下去。这一制度形态却停滞性的循环了二千多年。虽希腊城邦被马其顿帝国所统治，却使希腊文明得以在欧洲传播开来，即把希腊的文明火种撒向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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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先秦同样被称为经历了一嘲精神运动”，但后来却没有走向理性呢？
从西周晚期，以《周易》为开端，开启了中国理性之门。孔子无疑受到《周易》一书的影响，推动儒学高度地理性化。但儒学又是王权主义倡导者。从战国时期，虽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仁政）转向了专制主义思潮（法家主张），因专制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周易》里的贵族（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哲学被巫史所阉割与后儒学所遮敝。而孔子与神学思想又是若离若即。古典哲学在“祛魅”上是无力的。正如吾淳所指出：“从西周末年一直到战国后期，中国社会主要是知识界和思想界中出现了一个理性或无神论思潮的进步过程。这种状况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已经高度地理性化地。毫无疑问，理性化精神为整个中国文化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或提供了十分积极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传统中。但从战国中后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界便沉浸在一片宗教巫术的氛围之中。它为某些象数“结构”所迷恋；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同时，它也表明纯粹的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祛魅”是无力的，它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并且个别或少数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而所谓的“轴心期”却是个趋于理性的时期。
“我们看到的春秋以后的理性趋势就是奠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甚至晚期的这样一个区间，愚昧，迷狂已经退避三舍。所有这些大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图景。这的确是一个理性胜利和高奏凯歌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事实上这一时段并非是“理性胜利的高奏凯歌的时代”。这一时段一方面体现的是理性的一面，但潜在着非理性一面在暗流涌动。否则也不会出现正如吾淳的这样认为：“战国中期以后的知识与思想界由理性而迷信。”这由“理性而迷信”
这似乎是个悖论，而事实战国末期帝制兴起，使那点理性彻底的被摧毁，全面的坠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之中。为何如此的由“理性而迷信”呢？吾淳先生的解释是：“但我们要思考和发问的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如此盛极一时的理性精神为什么又会为迷信所替代呢？特别是高度发展的无神论思想甚至思潮为什么又会为巫术的气氛所淹没呢？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这就在于中国宗教始终保持着一种原生形态，也即原始信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说就是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而未曾发生中断或断裂；……从战国起，各种原始巫术信仰方式的重新浮现。……邹衍的五德始学说，《易传》、《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以战国末年到汉代各种各样方土与儒生的思想与社会活动，董仲舒的目的论和王充的命定论。于是，原本较为简单的占卜方式通过知识与思想界魔术般的变换已经发展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其中，儒家命定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命观念相关，经术士与学者之手，占星知识也与风角，云气，骨相理论等相结合而逐渐落入民间……且在《易传》基础上所形成的象数学从此成为中国学问与思想界的一门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哲学；大量的儒生参与到谶纬活动中，使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弥漫着一片荒诞的气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民间生活；至于方土，则更以神仙长生之说作为骗取统治者的工具，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实践意义的鼻祖。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未来宗教，知识与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2页）
吾淳先生把战国后期至帝国里的巫术复兴，归结为没有实现宗教革命的原因。虽然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也被西方学者称为“轴心期”，也称得上进行了一嘲精神运动”，但并没有扼制着巫术的全面复兴，这是事实。若寻求原因，并不能归结为没有出现宗教革命，而是没有出现政治革命。因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强大到超过世俗政权，不同于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在强大的专制王权里，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于王权统治之上。帝王专制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宗教”信赖，以成为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事实上原始巫术在春秋到战国从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精英们只是更关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学说，在诸侯争霸与生死存亡的“列国”竞争中，只是疏忽了巫术，而并无拒斥“天命”与“巫术”。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知识精英们最终以新的“巫术”，即神秘主义（象数，阴阳，五行）来为王权专制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为何从战国到帝制时期出现“有理性趋向非理性”，是因“亚西亚生产方式”或农耕生产方式与农业村落生活方式没有丝毫的断裂，进一步导致王权专制思想加强与巩固，所以政治上一搞专制，迷信就回潮，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作为王权制度支撑的儒家思想，本身与原始宗教是若即若离，而到战国中期，随着王权思想上升，儒家与神秘主义则是形影不离了。王权专制思想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专制理论的理性，而另一面是为专制服务所需要的神秘性，即非理性。随着专制思想的上升，与专制政体的加强，必然与神秘主义结伴而行。在专制的土壤里，也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宗教（因西方的一神教是排斥巫术的）。农耕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不被断裂，才导致中国宗教保持着原生形态，才有专制帝国时期原始巫术迷信的大回潮。才有战国末期至汉产生出近乎谵妄和疯癫的那些非理性的神秘思想学说；如《系辞》、《说卦》、《老子》、《月令》、《吕氏春秋》、《淮南鸿烈》、《春秋繁露》、《论衡》以及天象星占，风角卦气，谶纬符瑞，八卦纳甲等等。这种荒诞不经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思想学说弥漫着帝国的思想界。一场所谓的“精神运动”却被全面的巫术气氛所淹没。这种谵妄与疯癫一直延续到魏晋及两宋，并达到新的神秘高潮，直到明清，中国人不能不变成众魔缠身的“东亚病夫”。
这正是原始的巫术思维及原始宗教迷信，不但没有断裂与突破，反倒得到系统与理论化。巫术思维与原始宗教的触角，完全触伸到古代中国的各阶层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古代中国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适宜巫术思维与意识的延续，兹生与成长。
事实上先秦诸子精英的理性思想，所关注的是让君王去如何统治，即如何去统治人民。虽儒家不凡大讲仁政，但目的是提供给君王的统治术。在诸子的政治学说中，唯法家在对得巫术迷信上表现的更理性，排击的更坚决。但法家将王权推向专制的金字塔尖时，也意为就可以“王天下”，目的就达到了，也就撒手无策了。熟不知，握着强大专制权力的帝王，变成了肆意吃人的“魔兽”。在“魔兽”及其“为魔做障”的一群虎狼的利爪血口下生活的中国人，不皈依到巫术迷信里，还有什么精神支撑呢？正是极权专制制度，使原始巫术迷信彻底大回潮，这不能不与先秦诸子精英的政治哲学有关，是先秦诸子专制主义学说，间接的成了巫术大回潮起了作用，因为巫术大回潮的推波逐澜者正是帝王专制制度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