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蒲云吓坏了。后来他告诉我，开门的一刹那，他以为我是上门来绝交的。我准是露出了一张极为难看的脸，恐惧与恼怒在上面相伴相生：真相不断逼近的恐惧使我愈发明显地知道自己受过蒙蔽与欺骗，因此十分恼怒，而我又用这种对朋友肆无忌惮的恼怒来遮掩自己内心的恐惧不安。
尽管知道来者不善，他还是让我和阿华进了家门。他爸爸妈妈都在，看到他们，那张丑陋的脸倒是稍稍收敛了。我们俩规规矩矩地喊了叔叔阿姨好。他们家很高，在二十二楼，有扇很大的窗户，白茫茫的光整片整片地透进来，把客厅照得干净明亮，仿佛候机室和图书馆顶楼，或是其他什么接近云的地方。蒲云妈妈说我好几年没上他们家来了。我有些迷惘，自己似乎从没去过蒲云家，弦弦倒是去过几次。她或许是把我当成了弦弦。但他们一定早就知道弦弦不在了。我弄不明白。可能是她误以为弦弦又回来了吧。要是我能代替他来蒲云家玩就好了，哪怕只在这里呆一会。
我那天不是来玩的。进了蒲云的房间，他拉着我到他的床上坐下。他的卧室不比我的大多少，同样井井有条。他应该是自己收拾的，我的嘛，之前是靠弦弦的整理，之后则是妈妈在默默打理空荡荡的它。坐下以后，我很快想起自己前来的目的。我说了。他听了以后望了施振华一眼，我描述不出那种眼神，或是失望，或是愤怒，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悲伤。阿华则回应了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我控制着自己，没发出能让他爸妈听见的大喊大叫，但表现出了决绝的态度：现在、立即、马上，你告诉我弦弦离开的真相。我知道真相的存在了，而且知道你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必须告诉我。
真是奇怪，我早就知道我在被欺骗了，可直到今天我才如此斩钉截铁地逼问我的朋友。大概是我意识到了他们会松口，同时也清楚自己很难有第二次接近真相的机会。偶然之间，我触碰了它，必须力抓住，否则日后我又会在无穷无尽的生活里忘记它。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蒲云被我弄哭了。没出声，光是擦眼泪，他把房间里的抽纸抽完了，又不敢出去拿，只好用袖子胡乱地揩。我再次把自己的朋友弄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同样地，这种恶劣的行为也让我失去了自尊，变成了被情绪牵着走的动物。也许现在这个世上只有我能让蒲云这么难受，要一边抹着脸一边断断续续地挤出他知道的一切。
蒲云没说上太长时间，正如他在采访里讲的，他了解的很有限。阿华更少。总之就是弦弦不是死于我早就知道是谎言的心脏病，而是一场意外事故，和高空坠物有关。蒲云告诉我，赵蕤目睹了过程，但他发誓这辈子都不会跟任何人说一点细节。此外，姐姐和他们三个有过一个约定——统一口径，告诉我弦弦是死于心脏病而非意外。
我耐着性子听他说完，脑袋冒着烟，浑身不断打着寒战。已经是五月了，我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既惨白又黑暗的冰窟窿，在被烈火炙烤。我没顾及蒲云和阿华红了的眼睛，掏出手机来拨通了赵蕤的电话。他没接，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在补课。我问了他补课地点和下课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对他俩说要去门口堵他，说完便转身出了门，应该是非常礼貌和冷静地对蒲云的爸爸妈妈说了再见，仿佛无事发生，但那张冷淡无神的木头脸或许骗不了谁，更何况我的两位朋友脸都没擦干净就追上了我。今天真是我这辈子最丑陋的一天。不，不是。我逼着弦弦去给我买手套的那天比今天还要面目可憎许多，而且它带来的后果早已洗刷不了。
“大哥，待会儿蕤哥出来，你能不生他的气吗？”
赵蕤在一所门卫都没有的老小区里补课。单元楼像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墙皮零零散散地剥落，楼房打着坑坑洼洼的补丁。道路两侧的杂草没人打理，无节制地生长着，爬上了生锈和废弃的运动器械，似乎想将它们永远地覆盖。两条黄狗胡乱地吠叫着，边追边逃，最后一只吐着痉挛似的舌头撵上了另一只，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停滞在小区门口。我们找到了一张还没有沾满黑白色鸟屎的石凳，默默坐下，背后是一副暗淡的宣传招牌，写着名人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落款是诸葛亮。[1]
我没有回答蒲云。
“大哥，我知道骗人不好。没人想骗你，也没人想伤害你。”蒲云轻轻拉着我的袖口，天然卷的头发下两只小眼睛眨巴着，像在祈求，“你要是想打人的话，打我就好了。别打蕤哥。”
“我为什么要打人？”
我从来都不喜欢打架。我承认我恨过赵蕤，尤其在那两年里。但跟他在同一个球队里呆了大半年，我好像没那么讨厌他了。今天也只是想从他身上挖出过去的真相，这种强烈的渴望与冲动确实有种暴戾感，难免让蒲云误以为我怒火中烧，准备狠狠打他一顿。可我做不到的。要是真想打人的话，我最想打的是自己。但我也不能随便打自己，会有人难过的。
我到底能做什么？
“我就说嘛。佩韦早说过了，再也不会打人了。”
“啊？”我有点诧异，“你是说那篇检讨吗？”
我当时似乎写的是“下次再也不敢了”，没说打人不打人的事。
“是的。你写了字呢。我感觉把自己榨干了也写不出来，你居然真的写完了。”或许是想缓和缓和气氛吧，阿华碰了碰我的肩膀。
“根本不公平。”蒲云瘪着小嘴，“那次的事我记得呢。我真的很愧疚，应该跟大哥一起上的。但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你刚刚还说不想让佩韦打人，现在怎么又说自己也想去打了？”阿华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脸绷得还是很紧。
“不一样嘛！”蒲云嚷道，“蕤哥是自己人！而且他没有坏心的。那个铲人的混蛋是什么玩意？不是奔着废人来的？弦哥没让他铲骨折都算好的了！”
他们到底在讲哪件事？
“凭什么让大哥写检讨嘛！还要开除他，有没有天理了！”
“教练是为了保护我们。他也不想开除佩韦，但得给人家一个交代。他老人家直接跟佩弦说了，这件事不怪佩韦，就是暂时避避风头。所以后来佩弦也没闹着要退队了。”
“你们……”我迟钝而呆滞地望向他们，仿佛一个因为岁月流失记不清楚亲人名字的老人，“你们在说什么？开除我？检讨？弦弦退队？”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得了。
惊诧之后，他们俩坐得离我更近了一些，帮我回忆起两年前的一件事。其实，我并没有彻底遗忘它，只是记得的只有支离破碎的影子。可是……他们俩说的是实话吗？人一旦记不清事，就很容易任人摆布。别人告诉你，你的过去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能继续告诉你，你现在要怎么做，将来要怎么做，你只能乖乖去做。
没什么是比失忆更可怕的。好在他们是我的朋友，一直都是。我必须信任他们，也只能信任他们。
两年半以前，我和弦弦还没到11岁。那是九月初的一场比赛，谁也不会想到，两个月后，11岁的弦弦将永远不能再次出现在绿茵场上。或许，那天飞铲过来的那个人本来能拯救弦弦的。他要是真的把弦弦铲伤了，我的弟弟就不会遇到意外，现在还能睡在我的头顶。
弦弦跳起来躲过了那一记谋杀式的铲球，但在球门那一端的我看来，他是被铲得飞起来了。裁判吹响哨子的一刻弦弦就重新爬了起来，没受任何伤。而我冲到了他的身边，在出离的愤怒之中，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我几乎记不清我到底做了什么，但决不只是推了犯规的球员。据他们所说，我的一只手套不由分说地掐住了他的脖子，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失控的我像一只饿疯了的狼，除了撕碎不共戴天的敌人外没有任何理智。两边的人怎么都没法把我们俩分开，最后是弦弦抱着我的腰哭着说他一点没伤到才让我松了手。裁判把红牌先亮给了我。我记不清了。
再之后，因为“影响不好”，赛事组委会对我进行了无限期的禁赛，并通过学校领导建议校队教练开除我。校队大部分同学都站了出来，表示一旦校队开除我，他们都会立即退队。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我写了字的检讨，保证自己再也不会打人，并当着所有老师和队友的面读了一遍，接着便是坐在替补席之外的看台上等待解禁。我孤零零地等了两个月，看着野草在看台上的裂缝里一点点生长，像等待一封遥远的信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能重新站上球场。阿华说，组委会在第三个月解除了我的禁赛，那时弦弦不在了，我也完没有踢球的心思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应该是吧，我了解自己。人越小就越接近动物。做出这种事倒也不算多么意外。我灵魂的深处或许就刻着这种暴戾与凶狠。只是在很少很少的情况下，我才会将自己的黑暗通过暴力宣泄出来，更多时候我是利用语言的刻薄与冷酷。我是那种又胆小又残暴的动物。
大哥，你做得一点都没错。蒲云摇着我的胳膊，仿佛想将我从空洞的记忆里拉回那片近乎荒废的老小区。就是那一次，我更佩服你了，你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他说。之前我还以为你胆子跟我差不多大呢，后来才发现弦哥那么尊重你不是没理由的。
佩韦一直都很勇敢呀，而且越来越像个大哥的样子了。佩弦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阿华也在讲。我们大家都长大了，坚强了。
真的吗？
“呀，你们三个怎么都在这里？”
背书包的赵蕤出现在我们面前，惊讶之余，眼神里流露出预感到了什么的紧张不安。
“说吧。”
我又一次露出了那副逼供时的神态。一个糟糕的侦探，从来都没做过调查，只巴望着线索自己偶然出现。当它出现后，我便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凭着满脑子的血气追索。
“说什么？”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可能意识到了我询问的内容。
“蕤哥，你就告诉大哥吧。咱们不可能瞒他一辈子的。”蒲云起身，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其实，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不能一直骗人的。”
赵蕤颤抖的手伸到了自己的脸颊旁边，好像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他很费劲地深吸了几口气，仿佛在咽下什么东西。
“你们好残忍。”
“你们一直瞒着我就不残忍吗？”我嚷了出来，“把我当个小傻子哄着、骗着，告诉我要怎么怎么做，还说都是为我好，凭什么啊？我弟弟已经不在了，你们还要骗我！赵蕤，你就是条狗，我姐姐养的狗！”
两年来对他的怨气部涌了上来，我不得不大口大口喘着气，阿华不断地轻拍着我的背。
“你知道什么？你见过佩弦当时是什么样吗？你见都没见过！你……你一点良心都没有，凭什么教训我？”显然是被我的语言刺激到了，赵蕤的声音也提高了好几倍，从没见过他这么着急而又吃力地跟人争辩。他根本不会吵架，连脏话都说不出口，吞吞吐吐了半天，也就是一句“没良心”。这可能是他能想出的最有攻击性的词了。
我们面红耳赤地对嚷，像两只公鸡，除了把那两条狗吓得连滚带爬出了小区外，只让自己又气又哭，累得嗓子都哑了。还好下午没什么人经过。阿华和蒲云一人扶了一个，边递餐巾纸边捶背，都顾不上自己的眼泪在往裤子上掉。这样的争吵也太伤害人了，可我当时就是要和赵蕤吵，谁都拦不住。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他先向我道歉的，擦过眼泪后，赵蕤冷静了不少，“既然你知道了，我肯定也只有告诉你。但你别怪你的姐姐了，好吗？她只是想保护你。我也明白谎话总会被拆穿，但这个谎言真的是善意的。我清楚你不喜欢我，但你别恨你的姐姐。”
“大哥肯定不会的。他都来问你了，肯定是做好准备了，能面对这一切了。”蒲云趴到我的肩上，有些鼓励又有些试探地问，“对吧？我们都不再是小孩子了。”
真的吗？恐怕不是。阿华出现在我家门口前，我根本没做任何准备。我是被找上门来的真相推到这里的。过去发现我了，我不得不跟着它来。
我还是点头了。我确实不会恨姐姐，也不会恨他们。我只是要知道真相。
“我只能说个大概。别逼我，好吗？我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但我不想回忆那些细节了。对不起。那件事以后，我做了整整一个月的噩梦，根本没法忘掉任何东西。他就倒在我面前，如果那天是我走在前面，死的人就是我了。”
他把头埋进大腿里，再次无法控制地哭了。阿华和蒲云不得不再次去安慰他。我呆坐着，见证着这一幕，一种莫名的荒唐油然而生。我在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像伙伴们一样去安抚一下赵蕤吗？接着呢？等他好一些，好到可以把我想知道的东西说出来？我在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是不是该停下来，告诉他，不用这么勉强，我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让你去讲述你根本不想回忆的过往。
对他而言，把这些事说出来无异于揭开尘封已久的伤疤。我在撕扯他已经好了的伤口。
而我的伤口又在哪呢？我时常感觉自己很难受，可我找不到它们。
终究是什么都没做。他是对的。我好残忍。
他开始说了。那个深秋的下午，被禁赛的我因为发烧没能来场边观看那场以1:1告终的比赛。赛后，他和弦弦照例去吃了点东西，准备各自回家，却接到了那个罪恶的电话。我在电话那头又哭又闹，缠着弦弦，让他重新给我买一副手套。这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俩顺着人行道朝一公里外的商场走。一路上都是老房子，七八层高。没有任何预兆表明那天会发生一场意外。然而就在一段行人不多的路上，一个黑色的影子从天而降，弦弦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响动，怪异到不像一个孩子能发出的，随即便沉闷地栽倒在地上，身旁是破碎的绿色啤酒瓶渣子。赵蕤慌到不知是先打110还是120。他都打了。人送到医院后，他才想起来要给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他还打给了自己的爸妈，是他们把守在抢救室门口的赵蕤背回家的。那天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睡着睡着就哭了，哭了好久好久，被子和枕头都湿了。醒来以后，他衣服裤子没穿就跑到客厅去。话没问出口，妈妈已对他轻轻地摇了头。他两眼一黑，栽倒在了茶几上，额头被磕破了，血往下流。
赵蕤只说了一个细节，那顶鸭舌帽。当弦弦倒在人行道上时，他去摇他，他没有反应，只是鸭舌帽白色的边缘在不可阻止地一点点变红。后来，他摘下了它，盖在了弦弦脸上。他的脸到最后都非常平静，像睡着了，还在微笑呢。
怪不得我再也找不到那顶帽子了。
大哥，你还好吗？蒲云试探式地用额头蹭了蹭我的肩膀。
对不起。我错怪你很久很久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拍了拍蒲云以后，我将两只手都搭在了赵蕤肩上，把他拉近我，再近一点，额头贴了下额头。午后倦怠的光照下来，使我温暖，但分开以后又更加寒冷。赵蕤又告诉我，丢瓶子的人被判了三年，但具体的情况他不清楚，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我爸妈去处理的。大家不好问也不敢问。
就因为这么一个无聊的人，一个无聊的啤酒瓶子，我弟弟的生命被轻而易举、随随便便地毁掉了。可是……瓶子落下来以前，是不是也有一个更无聊的人，要他去做一件完没有意义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天上无时无刻不在掉东西，砸死人的事情少之又少。不是我打了那个该死的电话，那个啤酒瓶只不过会在某个无人关心的时刻掉到无人经过的人行道上，变成一堆被遗忘的碎玻璃。可弦弦偏偏出现在了它掉落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只是因为我。
命运果真如此。和无数次冥冥中的可怕猜想一样，我害死了我的弟弟。
[1]这句名言的顺序颠倒了，而且是刘备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