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曲城打援战结束之后，李逵又命麾下兵马四出，接着拿下了丰州、麟州、府州和晋宁军等地。
期间，拥有这些地方合法统治权的赵宋朝廷一直保持沉默，仿佛同军这段时间接连攻取的是没有关联的第三国领土一般。
其实，也不尽然。
折彦质率族人南迁孟州时，东京城中的赵官家倒是专门下旨表彰其忠，以此证明天子还在关注着河东路局势。
其余的时间里，教主道君皇帝便一门心思投入到了上元金箓斋普天大醮仪式的筹备中，朝堂重臣也尽皆装聋作哑。
不过，等到汾州以北的一府九州六军尽皆被同军拿下后，赵佶的就立即派出太傅楚国公王黼带人赶到大同燕京府。
王黼等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汇报本国对残杀归来人官员的处理结果，并与大同重新划分同宋疆界，以国书的形势确认两国对河东路分而治之的权力。
赵佶不敢不急切，唯恐自己慢了一步，得陇又望蜀的徐泽便会命同军挟大胜之威继续南下。
因为大宋真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支援河东路了，前番同军止步于汾州，也不是无力继续进攻，而是要先集中力量收拾后方。
现在，他们已经啃下了最硬的骨头，随时都能南下。
实际上，赵宋君臣真是多虑了。
尽管徐泽全取河东路的决心一直都没有变，但其人的耐心很足，并不急于一时。
经营好已控制的区域，积累经验扎好根基，以彻底消化河东路，显然要比冒着同宋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继续南下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春耕在即，时间宝贵，正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大好时光，大同朝廷是不会再擅起兵戈的。
而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就任后，各地更是进入社会改革快车道。
做事雷厉风行的张巡抚只在自己的衙署中待了三日，理顺上下关系后，便带着幕僚班子开始巡视治下，逼得各地官府也一日不得闲。
实际上，早在赵宋援军北上太原府之前，太原、代、忻、宪、宁化等地的社会改革就已经铺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之后，宋军高歌猛进，“收复”了太原府大部分州县。
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上户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之前失去的合法权益，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主持对贪吃贪占的泥腿子下户进行清算。
可惜，仅仅几日时间过去，下户们吃下去东西的还没有完全吐出来，形势便再次逆转过来。
但亲身感受新旧交替和守旧势力的顽固残忍后，初步觉醒了的太原底层百姓对再次接管各地的同军感官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些惨遭上户欺凌的下户主动站了出来，控诉部分为富不仁的上户罪恶，主张对这些人进行无情的镇压。
更有甚者，趁着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机，纠结了一帮穷兄弟，血洗有仇的上户人家。
而见识了下户暴动的可怕力量后，更期盼秩序的上户则主动寻求官府庇护。
这些人纷纷表示自己愿意积极配合新朝廷的社会改革，绝不给拖官老爷的后腿，只求早点恢复社会稳定，不要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经过同宋两军战争拉锯、归来人清查以及府州折氏分宗迁徙等大事件的涤荡，河东路巡抚使司治下诸州府的社会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甚至还超过了河北与京东两地。
这种形势下，放缓社会改革进程而盲目进军，就真是丢西瓜捡芝麻愚蠢行为。
太原府一战打出威名捞足战功的李逵是正乾皇帝的最忠实拥拓，最是清楚皇帝心中民事与军事的轻重缓急，自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扩大战果的请求。
由此，河东路方面同军重新调整部署，转入战后休整，集中整编战俘，并配合巡抚使司进行社会改革。
此战中，同军抓获了大几万的宋军战俘，按照同宋两国签署的协议，其中大部分非河东籍者都会被宋廷赎回。
明眼人都能看出同宋两国的国势强弱相差天壤，而这些亲身经历了大战的战俘更有体会。
于是，继滑州之战后，这次又出现了部分俘虏不愿回国的情况。
一些单身汉或家庭拖累不甚重的俘虏在战俘营中积极表现，只求能够得到看管人员青睐，以留在大同治下。
继续当兵吃粮也行，安排到苦寒北地修路种田也可。
总之，绝对老实服从安排，不提任何过分要求，只求归附大同。
这种情况徐泽早有预料，随着大同并吞天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归附。
同军不是奴隶贩子，也不缺这一点战争赔款。
而南民北迁和北民南迁，促进南北交流更是大同的既定战略。
因此，收到李逵的报告后，徐泽当即作出指示：
所有愿意留下的战俘尽皆收留，并将其登记造册，由朝廷出面，协调赵宋朝廷送这些人的家属北上。
结果，因为正乾皇帝的诏令，申请留下的战俘更多了。
而经济窘迫的赵宋朝廷能减少赎回战俘的开支，自然大喜过望；
战俘迁出地的官府能缓解人口压力，增加治下官田数量，也是积极配合。
多赢的结局，皆大欢喜——除了没有强兵而缺乏安全感的教主道君皇帝。
随着南北分治的时间持续，原本完整体的河东路渐渐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汾州为界，北面掌控在大同治下的诸州府，有强大的同军庇护，战争阴云已经逐渐散去；有共建会的组织协调，原本激烈的社会矛盾也极大缓和。
社会改革稳步推进，底层百姓在未来生活的憧憬下干劲十足，正在重建美好家园。
而南面掌控在大宋治下的各州府，面对同军随时都会南下的巨大压力却一刻也不敢放松。
各地官府广征民夫大建城寨堡垒，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极大干扰。
随着滞留归来人在官府的护送下进入大同掌控区，以及赎回的战俘途径南部州府回到原本的驻地，一直沉默的河东路大宋百姓也开始躁动起来。
河东路虽分属同宋两国，但很多地方仅是一山、一河，甚至是一路、一田埂相隔。
北面，大同治下的百姓已经开始分田分地建水库，修路挖渠大生产，处处都是大干快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而南面，大宋治下的百姓则要继续做牛做马备战备荒，整日提心吊胆还吃不饱。
自古以来，河东之地就不可分割，毕竟是一衣带水的乡里乡亲，官府管得再紧，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民间的私下交流。
河东巡抚使司更是主动出击，经常以慰问为名，安排演出队在两国人口集中的交接处进行演出新戏。
尽管隔得太远，大宋这边的军民根本看不太清舞台上究竟演得是啥，但北面乡亲的热情叫好声总是听得懂的。
南北两地的对比实在太鲜明了，就是再愚钝的人也能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差距，是个人都会反思为什么。
怀疑的野草一旦生根，便极难根除。
先是有戍边的丘八和建堡民夫大着胆子越境“蹭戏”，没想到现场组织的同军还真放开了让他们看，前提是先登记乡贯或什伍，并按规定的区域就坐。
然后，开始有宋地百姓和兵卒偷偷越过边境，逃入大同境内求收留。
而经历了归来人之事的反复折腾，赵宋河东路的基层官员也被朝廷伤透了心，对治下百姓的逃亡睁只眼闭只眼。
官府一旦放任，便是更大规模的逃亡。
没有了民夫可供驱使，计划中的寨堡建设也只能延期。
其实，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同军真要南下，这些寨堡屁用没有。
平地上建起的寨堡再坚固，能有大石寨、承天军寨、赤塘关等险要关城坚固？
那么多险关要塞都挡不住同军，又何必劳民伤财建这些寨堡？
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国祚一百六十年的大宋自有责任心强的守臣，这些人想出的办法便是将治下百姓内迁，以让双方脱离接触。
可大宋退一尺，大同便进十寸，绝不会让一块良田撂荒。
吃了哑巴亏的宋臣还不敢打回去，因为根本打不赢，更因为擅自抗击同军而被愤怒的教主道君皇帝下诏灭门的秦桧和郭仲荀的前车之鉴。
这事还不能报给朝廷，报了也没用。
朝廷不仅不敢处理，搞不好还扣个擅起边衅的帽子扣下来，不死也得脱层皮。
半年时间不到，大宋河东南路边境地区便被大同渗透得如筛子一般，以至于正常的行政都无法运转。
最终，还是有聪明人找到了解决办法——派人联系北面的邻居，请求大同的共建会基层组织向自己治下发展，然后逐步展开社会改革。
更有手眼通天者，居然请动了同军第三军演出队南下演出。
如此一来，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步步蚕食，大宋河东南路则逐渐变色，外宋内同，南北一家，完美复制当初同舟社在京东东路登、莱等州的故事。
一线官员政绩有保障，军民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又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至于朝廷和赵官家？
河东南路搞成现在这副鬼样子，难道不是教主道君皇帝和朝廷一手造成的么？
当大同以民生建设的窗口效应收揽仍在大宋控制下的河东南路人心时，金辽两国以战争为手段争夺国土的行动也即将展开。
但金国对辽国发起攻击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料的要晚得多，一直到了二月份，早已完成集结的金军仍窝在上京道尚未开拔。
不是完颜阿骨打不想早点出兵，而是金国的后方又出了不少问题，让金国皇帝焦头烂额，不得不推迟出兵计划。
首先，是去年底才拿下的中京道兴中府和宜州两地叛乱了。
叛乱的诱因，和已经去了西京道的耶律大石没有半点关系。
辽国末年，政治腐败加连续灾荒，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东京道的女直人完颜阿骨打和渤海人高永昌接连叛乱建国，只是这些社会集中爆发的外显形式，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矛盾。
相对而言，东京道和上京道部分地方经过激烈的战争后相继易主，反而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尽管这些地方的军民投降金国后，并没有因为由辽人变成了金人，就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频频出现的灾荒。
但作为先投降者，至少还能跟着女直人的后面喝汤啃骨头，享受女直人漏下来的一点战争红利，得以转移部分社会矛盾。
而处于准前线又坚持到最后的兴中府、宜州等地，则长期承担着支撑战争的巨大压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会各阶层尽皆厌倦了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
可金国拿下这些地方后，不仅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解决处于爆发边缘的社会矛盾，还在原本的社会金字塔顶层又增加了一层，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为了备战灭辽和削弱各地的反叛潜力，金国对新征服之地的抽丁和征税又极重。
长期的怨气堆积，终于在金军又一次的抽丁征粮中爆发，暴动的兴中府和宜州百姓杀死了金人派来的官员，赶跑了驻守镇压的军队。
得益于去年耶律大石和耶律阿息保在金国腹地的搅风搅雨，金国各地驻守维稳的兵力分布更加合理，反应也更快，但这次叛乱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新问题：
叛乱后的兴中府和宜州官民自知无法对抗即将反扑的金军，为求自保，向南面的锦州派出了使者，请求归附大同。
驻守锦州的武松早得过徐泽的吩咐，自然不会破坏同金两国之间的盟约而为叛乱的金人做这等冤大头，当即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不过，他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其人一面派快马返回燕京汇报此事，一面又派使者前往建州，向前来平乱的金军统帅完颜昌表达大同方面对兴中府和宜州百姓遭迫害一事的严重关切。
完颜昌害怕引发两军大战，只能逗留建州，派信使请大圣皇帝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