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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军在黄海之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炮舰对轰，现场惨烈，各有损失。
此次的“海战”的结果，是清朝的“北洋舰队”损失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广甲”逃离战场后触礁，几天后被自毁）5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联合舰队”的“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役，清朝的“北洋水师”虽损失较大，但并未完战败。
然而，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准巡海迎敌。这让日本海军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而“黄海海战”自西元1894年9月17日12点50分的海战打响，至下午5点半结束，历时5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远东战区所罕见！
从西元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清廷估计到了日军将乘胜入侵辽东半岛，谕令李鸿章速谋战守。
李鸿章根据“各国探报，倭人将以大股图犯北京，又云谋袭沈阳”的情势，提出了“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三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的战略方针。
清廷集中兵力加强对辽东地区的防御，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兼前敌各军“总统”；迅速募军30营；将集结于“九连城”附近鸭绿江右岸的81余营5哨，包括铭军、毅军、盛军、奉军及靖边军、芦榆防军、仁字虎勇、盛字练军及吉字练军、齐字练军、镇边军等计304万人的清军部队，调动起来御敌。
分左、右两翼防线，形成东起“苏甸”及“长甸河”口，西迄“大东沟”、“大孤山”，绵亘数十里的“鸭绿江防线”；清政府在以重兵屯驻“鸭绿江防线”的同时，又陆续从各地抽调兵力，以充实山海关至奉天、营口一带的“第二线”的防务。而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同年的10月24日，是清军面对日军攻击的“首次保卫战”。
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20人。清朝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为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30000人。
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但各路清军实则不服调度，且因平壤新败，致使其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相反，日本方面则士气高昂，野心勃勃。因此，日方发布由“间谍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檄文，对满清展开政治攻势，扬言要直捣北京，让清朝皇帝“面缚乞降”，大力实施“攻心战”。
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而清军竟未觉察。10月25日晨6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的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坚持抵抗倭寇进攻，却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于是，日军轻松占领“虎山”阵地。
其他清军各部忽闻“虎山”失陷，竟然不战而逃。26日，日军竟然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如此一来，这就使得清朝安置重兵近三万人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线崩溃了！
西元1894年10月下旬，在日军越过“鸭绿江防线”后，迅速占领了“九连城”、“安东县”、“大东沟”、“凤凰城”、“宽甸”、“岫岩”。而宋庆则奉诏率所部毅军及铭军回援“旅顺”，留依克唐阿镇边军驻守“赛马集”、“草河城”一带，并由“直隶提督”聂士成率芦榆防军、盛军、奉军及仁宇虎勇等部守卫“摩天岭”，阻击日军。
聂士成、依克唐阿两军还在通远堡集合20营兵力，拟分两路反攻“凤凰城”。一路由依克唐阿等率领，绕道“通远堡南”；另一路由寿山统领镇边军步队、永山统领马队，绕道“叆阳边门”进攻“凤凰城”东北。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由于李鸿章一心要保“旅顺港”，因此，清军便没有在此处设防。
日军此次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而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的农民自发抗击倭寇，暂时拖住了日军的行动。11月6日，日军击溃了清军的连顺、徐邦道等部，进占“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
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而“大连”守将赵怀业闻风溃逃。于是，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了十天之后，才开始向“旅顺”进逼。
在“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33个营，约有13000人。14日，日军曾通过清军俘虏，向“旅顺”驻军送去两封“劝降信”，但遭到了严辞拒绝。
于是，到了18日，日军的前锋进军“土城子”，徐邦道的“拱卫军”顽强抗击。次日，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了“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先后潜逃。
西元1894年11月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次日，“旅顺”陷于日军手中。日军攻陷“旅顺”后，随即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在4天内连续屠杀大量中国居民，死难者最高估计达2万余人！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并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急转直下！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日本大本营对山东半岛的作战部署为“海陆夹击北洋舰队”。李鸿章在建完各炮台后，即调派绥、巩军各4营分别驻守“北帮炮台”、“南帮炮台”。同时，清军在刘公岛上驻扎了“北洋护军”，并在海港东、西两口布设防材和敷设水雷248颗。
整个山东半岛大约有步兵约40个营、骑兵8营、水雷2营，以保护“威海卫”港内尚有的“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西元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
同时，日本“联合舰队”第1游击队在山东“登州”沿海实行炮击，迫使山东巡抚李秉衡因弄不清楚日军究竟要在何处登陆，只好分兵把口，“时刻严防”。23日，日军在“荣成”部登陆完毕。
26日，日军第2师团和第6师团分别从“荣成”出发，各由南北两路，分头向“百尺崖所”方向前进。在战斗中，清军的“赵埠嘴炮台”击沉日舰1艘。到了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
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顽强抵抗，最后被日寇强行歼灭。日军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却被清军的炮弹打死。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唯一阵亡的将军，其所率领的左翼支队的4个中队日军，在清朝守军第猛烈反击下，被迫退至“冯家窝”，等待增援，伺机而动。
因兵力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而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也成了孤岛。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用。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自杀殉国。
11日，丁汝昌在“洋员”（洋人顾问、技术员等）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而杨用霖最终宁可自杀殉国。
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舰的“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
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西元1895年2月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军覆没。“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
大清国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并在“析木城”四周部署了“奉军”、“盛字练军”、“希字军”、“仁字军”等，总兵力计27营。除了步兵营外，有马队5营、炮队1营，总共约10人
从西元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了“收复海城”之战，但由于指挥不力，结果皆被日军击退。
2月28日，日军趁胜追击，从“海城”分路进攻，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前后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的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线溃退了。
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后党”）人物“西太后”（慈禧）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比如，“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相继失败后，西元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了于西元1884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
而奕訢原先就的主张对外国屈服的“投降派”代表之一。因此，10月初，奕訢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俄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导致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于是，等到11月初之时，日军再次侵入辽东地区，将并战火进一步烧到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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