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打了个激灵，拿出手机查了下万年历：“案发是在昨天凌晨，昨天就是农历六月初四！”
我看见林涛和大宝一起打了个激灵。
林涛笑着说：“目测，这案子要破啊。”
专案组的第一步行动受到了挫折，对曹哲的审讯一无所获。曹哲说，他根本就没有看上戚静静，当天中午在一起吃完饭，就独自回了家。
“他租住的小区的大门监控证实了这一点。”陈局长有些沮丧。
“就说嘛，”我有些得意，“他没有作案的条件。不过，从他嘴里，你们得出什么线索了没有？”
主办侦查员摇摇头。
我略感可惜，道，“那他们大概几点结束吃饭的？吃饭后有没有人再给戚静静打电话？”
“查了。”侦查员说，“饭店门口不远处路边有一个IC卡电话机，这个号码给戚静静打过一个电话。”
“现在还有人用IC卡电话？”我沉思道。
“可能是为了躲避侦查，所以不用手机的吧。”林涛说。
“对了，”我抬起头，说，“女孩被捆绑的那座坟墓，是一个抗日烈士的，而女孩被杀害的那一天就是这个烈士的忌日。我觉得，你们当务之急是要从这个烈士的家人开始查起。目前看，活人献祭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戚静静为什么不反抗？”胡科长问。
我摇摇头：“不知道，反正先查着吧，其他也没有什么线索。胡科长，不如我们先去讨论一下‘六三专案’的情况？”
“好，好，好，去讨论，去讨论。”陈局长慌忙说。显然这个“六三专案”一个月都未能发现一点线索，上级领导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六三专案’还真是有一些进展。”在法医办公室，胡科长说，“尸骨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
“这么快？”我很惊讶省城刑警的办案效率。
“其实当初发现手指的时候，就一直在找。”胡科长说，“在周边省市也都发了协查通报。巧就巧在，尸骨全部找到的昨天夜里，尸源认定了。DNA也证实了他就是手指的主人。”
胡科长顿了顿，说：“死者是青乡人，青乡市立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叫孟祥平。今年年后在省立医院进修。他每周周末都会回老家，但是5月16日并没有回去。他妻子给他打了无数电话，都无法接通，于是5月18日报了警。”
“时间和我们推测的比较一致。”我说，“孟祥平比方将早死了半个多月。只是因为方将的尸体被抛在闹市区，所以我们先找到了。那对孟祥平的生前活动轨迹调查了吗？”
胡科长点点头，说：“查了。5月14日，周三晚上，孟祥平在医院食堂吃饭，还有同事看到，15日他休息，16日周五他值二线班，按常理可以不到科室。因为他一个人独住一个宿舍，所以14日以后，就没有人注意到他了。直到17日，孟的妻子给科室主任打电话，才发现他失踪了。”
“这就是调查结果？”
“是啊。无法确定之后孟祥平的活动轨迹。”胡科长惋惜地说。
“社会关系呢？”我追问道。
胡科长摇摇头：“目前还在调查，没有结论。”
案件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很快又陷入泥潭。我们三个人和胡科长都显得很沮丧。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他们为何先后被杀，又被这么残忍地分尸、剖腹？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继续等调查结果吧，”胡科长说，“我们手里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了。”
关于祭祀的想法，也很快被推翻了。
陈局长之前对曹哲的怀疑是错误的，被我们轻易地预言，他有些没面子。
但这次我们的推测也被调查否定了，他显得有些耀武扬威。
“我就知道是巧合。”陈局长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活人祭祀？旧社会都不兴这个了。”
“怎么排除的？”我有些不服气。
“李华夏烈士的后人去年起就不在龙番市居住了。”陈局长说，“李华夏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去世了，一个孙子今年五十岁，一个孙女四十七岁，两人在南江伺候八十岁的老母亲。根据南江市公安局的协查，这两人一年没有回来了。”
陈局长指了指主办侦查员，让他接着介绍。
侦查员慌忙翻开笔记本，说：“李华夏所有的后人都在去年的时候搬去南江了，就李华夏的曾孙子，十八岁的李建国，在外地上大一，偶尔会回龙番，住在他姨娘家。他从小就是姨娘带大的，感情很好。”
“这怎么排除？”我说，“怎么排除李建国的嫌疑？别忘记了，给戚静静打最后一个电话的，是一个IC卡电话机。现在只有大学生还会用这个玩意儿。”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吗？”陈局长问我，“我就问名字，我都不问忌日。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会记得曾祖父的忌日，给他献祭活人吗？再说了，我们分析认为凶手是为了逃避侦查，才用IC卡电话的。”
我挠挠头，被说服了：“是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起劫财案件。”
“曹哲和戚静静他们中午吃的是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戚静静的胃内容物。
“西红柿炒鸡蛋、宫保鸡丁，还有一些素菜。”侦查员说。
“看来他没说谎，”我说，“和胃内容物一致。这也可以肯定，戚静静从中午饭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之间没有去吃过饭了。”
“这个调查可以查清，胃内容物起不了作用。”陈局长傲慢地说。
“现在死者和凶手是否熟识，都不好说。”林涛岔开话题打圆场，“死者反抗不激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理说，即便是熟人，也不会轻易让人家绑上、割衣服。”
“但至少是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的。”我说，“知道有坟地、有砖厂的人有多少？”
“不少，住那一片的人，都知道。”侦查员说。
“可惜，足迹只能去认定，不能去排除，而且还要找到相对应的鞋子，所以不能作为甄别犯罪分子的依据。”林涛说。
突然，一名侦查员闯进专案组说：“戚静静的银行卡，刚才被提取了卡上全部的两万元钱。”
陈局长猛然站了起来：“好！取钱人的视频截图带来没有？”
侦查员摇摇头，说：“没有，他戴了个帽子和墨镜，看不清。”
陈局长又坐了下来：“那你急吼吼地喊什么，等于没用。”
“不，”我说，“很有价值。一来我们知道嫌疑人的体态特征了，二来这个案件的性质终于明确了，至少有一个杀人动机是侵财。”
“是的是的，”侦查员使劲儿点头，“一米八，身材健壮，背双肩包。”
“体态特征和痕迹部门推测的很一致。”我看了眼林涛，说。
“可是，我们仍然没法去确定侦查范围啊。”大宝说，“龙番七百万人口，怎么找？”
“复检尸体，看有没有进一步发现。”我说。
“‘六三专案’目前没有进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走出会议室，胡科长低声对我说，“这个案子，你去解剖，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我想了想，说：“现在外围搜索出的所有线索，都是死者戚静静留下的东西，只有一样，应该是犯罪分子随身携带的。”
胡科长低头思考。
我说：“就是那几个饼干袋子。”
“嗯，对。”胡科长说。
“那么，下一步就去查这几个饼干袋子。看看生产商是哪里，主要销售渠道是哪里。”我说，“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胡科长点点头，说：“我来和支队长汇报，让他调人去调查。我们这边，会仔细检验饼干袋，看有没有指纹什么的。”
“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很强烈。”我说，“取钱都知道戴帽子、墨镜，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在饼干袋上留下什么。所以我的建议是从饼干的生产销售方面入手。”
“好。”胡科长转身离去。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说：“继续干活。”
还没有到殡仪馆，林涛就打来了电话：“刚才我对死者的包和钱包都检查了，没有别人的痕迹，连手套印都没有，只有死者的指纹。我判断，可能是死者主动把钱和卡拿给凶手的。”
“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熟人，”我说，“另一种就是被威逼。”
“我也觉得死者一直没有多少反抗，可能是因为害怕，”大宝说，“戚静静是个胆小的人。”
“你说会不会是和前两天案子一样，凶手是采用了非正常体位的性交？”
我说。
“不会。非正常体位，他把她脱那么干净做什么？”大宝说，“而且口腔、肛门也仔细提取了生物检材，阴性的呀。”
我点点头，没说话。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尸体复检，我们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虽然第一次检验是在晚上，但是并没有什么遗漏。直到我们再次缝合尸体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死者脚趾上的一些异样。
阳光照射进解剖室，洒在死者的脚趾上，脚趾中央的皮肤上有一块斑迹在阳光的折射下格外醒目。
我停下手中的针线活，趴在死者的脚上看。
“怎么了？”大宝问。
“那天晚上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脚趾上有一块反光点。”我说。
“那是什么东西？”大宝问。
我摇摇头，没说话。用棉签擦拭了一遍脚趾，装进物证袋，脱了解剖服发动了车子，赶往市局DNA实验室。
实验室里，DNA技术人员对我提取的棉签进行了浸泡和离心，然后取了沉淀物做了一张涂片。我拿过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着。
“漂亮！”我喊道。
“找到了？”DNA室的妹子抿嘴一笑。
“有精子，快做DNA检验！”我兴奋地说道。
在DNA室门口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胡科长也传来了好消息。
“饼干袋子我们调查了。”胡科长的声音透过电话依旧洪亮，“是地方产的饼干，产地是在陕西省，主要销售渠道也是在他们省内。按理说，我们省不会有这样的饼干出售。而且，与之吻合的，戚静静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不是IC卡电话机打的吗？经过技术处理，可以确定用这个IC卡电话机打电话的那张IC卡，是陕西电信发售的卡片。也就是说，打电话的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陕西？”我说，“凶手是从陕西过来的？陕西过来的怎么会对我们龙番那一块地方那么熟悉？那这案子怎么办？我刚从死者的脚趾上提取到了精斑，看来没用了。全国这么大，陕西那么大，怎么找人？”
“嘿嘿，我这儿有个好消息。”胡科长说，“我马上到办公室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见。”
胡科长的办公室里，胡科长靠在座椅上，喝着茶。
他说：“如果一个胆子不大的凶手，到墓地里去作案，一般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你怎么知道凶手胆子不大？”我问。
“我就是做个假设。”胡科长继续卖关子。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胡科长说：“如果我是凶手，我对现场环境非常熟悉，我若在坟场作案，就会选择我最熟悉的一块地方，比如说亲戚的坟墓。”
“等等，”我打断胡科长的话，“可是凶手为什么非要去坟场作案？”
“这个不好说。”胡科长说，“但你还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吗？”
我点点头，说：“知道，你还是在怀疑李华夏的亲人。可是侦查他们已经说了，李华夏除了个曾孙子，没人回龙番。而且，一个曾孙子，还是大学生，怎么会愚昧到给自己的曾祖父献祭活人呢？这肯定是个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