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稿二〇一八年春天，写于北京通往上海的高铁。
定稿二〇一八年夏天，于上海某公寓。
后记
我不愿深情是场悲剧
还没有写到三万字，我心血来潮，有点任性地先写了后记。
早在写《一万次别离》以前，就有人劝过我写这个长篇，当时我无动于衷，因为文浚这种既想要江山又想要美人的男人，还挺难把握的。
如果不是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把两个时代、两代人连接起来，让读者更直观更清晰地看到他温柔的、痴情的那一面，多半写出来不讨喜，毕竟他展现给女主角的可能还有更多的专横、暴烈、占有、城府、自私。
同时，他也像个猎人，英俊多金，循循善诱，一点一点抛出他的饵，让她爱上他，又让她恨自己爱他。
他宠她，但无法把自己的全部给她。
他让她那样心碎。
可是，如果长篇依旧用旁观者的视角写，很可能就会避重就轻，被讲述人抢戏。
总之，我也纠结了很久。
写第一版开头的时候，我曾试图完全抹去原来短篇的痕迹。一个看过短篇的作者朋友对我说，我太爱你的《孔雀》了，故事、情感、包袱都恰到好处，看到结尾——文浚的未婚妻走到女主的面前，对她说，一九九三年，医院门口，文浚派人载走了一个哭泣的女孩——反转也特别自然。
她说，长篇很难比它写得更好了。
是啊，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满载盛誉的故事了，我该不该去碰它？这样的疑问时常盘旋在我的脑海中。
可最后，我为什么又决定写它呢？
这个决定某种程度上是我对市场的把控权衡后做的，算是一种妥协吧。
显然，我已经过了依靠情怀写东西的年纪了，可是又不想彻底写那些商业化的东西，那么就折中地选择了这个故事。
另一方面，正因为有这些声音，我才有点跃跃欲试地想去挑战它——我想要文浚真正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万字长的短篇无法承载的东西，交给长篇刚刚好，不是吗？
对于莹莹来说，一块蛋糕可以分享，但是爱情不能。更何况，这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谎言和阴谋。
万字短篇的剧情里，她是他的囚徒，是被他剪断翅膀关在华笼中的孔雀。她觉得爱比死更冷，于是，她向往自由，以死相搏。
爱到深处，彼此折磨，互相伤害。
但只能这样了吗？
不是的，爱到深处最好的结局是耳鬓厮磨、依偎着取暖，相互成就。
于是，我重新构思了莹莹这个人物：她自幼学舞，拥有惊人的天赋和舞蹈才华，可是为了寻找父亲来到香港后，逼自己放弃了梦想。
说到这里，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有朋自远方来。
于是，长沙某酒店里，我和她讲了这个故事，她几乎是兴奋地说，你快写，这个故事好看，你相信我的眼光。
我说，我一直在想女主做什么职业好。
第二天，我们在窗前喝茶，是她从泉州带来的普洱。
那天我们开怀畅饮，很快定下了女主的职业，聊到了尽兴处，觉得十分精彩，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讲：原来的情节，女主跳楼毁容，被人宣布死亡，男主不信，他去太平间一一拉开了所有的抽屉，却没有找到女主的尸体。你觉得还要不要保留？
她接：保留吧，很凄美。你写男主做了一块墓碑，碑上没有名和姓，只有一个孤单跳舞的身影。
我们不约而同：他其实知道她没死，他不相信她死了。
我真是喜欢这样的灵感碰撞。那种凄美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从书中体会到。
还有另外一个情节，男主第一次见到女主，不是在兰桂坊，是一个四下无人的下雨天，在旺角的屋檐下，女主情不自禁地跳了一支舞——一支孤独而又惊艳的舞。
她不知道，那支舞其实有一位观众，而那位观众改写了她的一生。
身体其实是存在记忆的，从小学舞并且热爱它的人，在理智上控制自己不去跳舞，可记忆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突然被唤醒。一瞬间，或者比一瞬间要久一些，只是等意识到时，你已经因为惯性做了某件事情。就像经常坐在电脑前面的人，有时候手指会在空气中无意识地上下敲击，仿若在键盘上跳跃。
而某人画龙点睛地补充：女主的舞步必须得是踏着雨点的节奏的，男主在旺角的二楼，刚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幅画面。
这个人就是我的闺密阿吕。
她说：到时你写后记的时候，记得把今晚写进去，夸一下我。
我说，好、好、好。
所以，文浚从一开始就知道莹莹的梦。他是因她的梦而动心，并且一直在偷偷帮她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