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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瑀的儿子比他有名。
他儿子叫阮籍，如果魏晋时代你只知道一个名字，那定然就是他：他乘着牛车漫无目的地瞎逛，走到路的尽头就大哭；他看见不喜欢的人就把白眼翻到天上去，他为了拒绝当权者安排的包办婚姻，大醉六十日。他代表了魏晋时代最奇崛的风格，最傲然的骨气。
可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谦冲随和的人。把他放在三国这样一个鼓角争鸣的峥嵘年代，他像个过于清淡的背景，很快就被浓墨重彩所掩盖。可是他这样淡泊，却还是让人忘不了。今天讲起建安七子，并没有什么数据能说明这七人上榜的道理，只凭曹丕的印象。他在一篇《与吴质书》里提到六个他喜欢的文人，建安七子，大部分由此而来。而曹丕在说到阮瑀的时候，说他“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翩翩然，栩栩然，是庄子在描述自由而轻灵的蝴蝶时才用的形容词。聪明而自由，没有强烈的欲望，便也不受束缚。阮瑀是蔡邕最出色的学生，却在建安初年，别人都摩拳擦掌要建功立业的时候，选择了隐居。可是名声在外，隐居的日子也不太平。
曹操的堂弟曹洪曾经请他出仕为他做书记官，软磨硬泡，阮瑀就是不肯。曹洪是曹操的五虎上将之一，最先跟着曹操打天下。他很有钱，地税局征收他家的税和曹操家一样，让曹操觉得自己被敲了竹杠；也很骄傲，骄傲到连曹丕问他借钱他都爱理不理。更重要的是，曹洪从心底倾慕文人。他最漂亮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荀粲。荀粲是最早的玄学家之一，他的父亲荀彧也是一个天下倾慕的儒家君子。只是阮瑀不管，他立志要把自己和纷乱的世事隔离开来。可是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曹操屡屡征辟却没得到回应，一怒之下火烧阮瑀隐居的那座山，终于把他烧了出来。
在生存现实面前，坚定如阮瑀也不得不屈服。况且时势早已经变了。汝颍名士在荀彧带头下的归附，让天下人才尽归曹氏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曹操凭借着他的个人魅力和政治实力，几乎将当时整个中国北方的精英知识分子通通网罗起来，组成他用之不竭的智囊集团。为曹操工作，不算是个坏选择。
可看上去一派坦途，其实暗流汹涌。曹操的阵营里也有各党各派：有亲汉献帝的，也有从大大小小的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还没消化好的，甚至还有五斗米教的神叨叨天师，合纵连横间利益纠葛相当复杂。曹操对阮瑀这些人的态度，也让人捉摸不透。他一方面网罗人才，一方面又对人才们的结党与清议进行铁腕肃清。为他工作，名士们必须收敛他们针砭时弊的习惯，必须隐藏起他们高傲的脾性和自珍的棱角。
比起他战战兢兢的同事，阮瑀冷冷地旁观着。与陈琳一样，阮瑀也是个秘书，掌管记室。写檄文是他分内的事情。但他既不热衷于往上爬，也不跟主流唱反调。就连他帮曹操写的檄文，也是淡淡的，然不如他的同事们那么图穷匕见。
那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是阮瑀唯一传世的工作文件。
同样是专业写檄文的，阮瑀的风格和陈琳十分不同。陈琳如同李逵，讲究“大力出奇迹”，不管哪个先三板斧子砸出来，连着祖宗八代挥倒一片。再步步紧逼，指着鼻子一句一句，不把你骂死也要让你羞愧而死。阮瑀却温文尔雅，对孙权，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其说是檄文，不如说是叙旧，款款深情，几乎让人忘了这是打仗开始前的“叫阵”。
阮瑀以曹操的语气娓娓道来：“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只让人觉得如沐春风，不自觉地就亲近起来。他又善解人意地递上去一个台阶：把孙权对曹操的对抗归结为年少气盛，受坏人煽动。实在是一时站错了队，大可以既往不咎。接下来，他颇为委屈地解释了一番自己在江东的坏名声，更有趣的是，把当年的赤壁之败解释为受困于瘴气疾病的撤退，根本没孙刘联军什么功劳。
阮瑀用的是先礼后兵，之后他胜券在握地以历史典故提醒孙权，长江虽险，却不是难渡的天堑。曹丞相之前受困于瘴气而未战先退，但若是真的开战，定然能直破建康，你自个儿掂量着好自为之。
清代的刘熙载曾经总结过，“字如其人”。阮瑀在文章中表现的晓以仁义，点到即止，让你看出天下大同的信念依然扎根在他的思想深处，且要以德怀人，不管在怎样的境遇下，也要做君子。
《诗经》里说君子，不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还要瑟兮僩兮，赫兮咺兮。阮瑀在无人见的角落把一腔锐气磨成了千尺潭水，不起波澜，又深不见底。他为曹操做事，却又常常游离于曹操集团的核心之外；他勤勤恳恳地工作，却也在这种游离间若有若无地表示着自己的不满意。
所以，他成了一个特别的人，以至于后来很多左右了三国时代走向的人都愿意与他结交。阮瑀很早就死在建安十六年，并没有来得及见证曹丕与曹植的争斗，也没有经历司马懿对曹氏政权的颠覆。但是，司马懿与曹丕都特别喜欢他，曹丕在他去世之后，依然记得他为人的仁和与儒雅，甚至特别关照了阮瑀的遗孀与孤儿，还为他们写作诗篇，表达同情。而司马懿与阮瑀的那点交情，居然在以后的时代里保佑了阮瑀那个处处与司马家作对的儿子。
但这是下一代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