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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是个神秘的人物，爷爷和父亲是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王昶和王湛，儿子和孙子是后来更有名的王述、王坦之。
王承自己被当时的人广为推崇，谢安四岁的时候曾经被认为有王承的遗风而出了大名。但是他在历史里却安静得几乎销声匿迹。
写历史的定律有时候和写小说差不多，不去浓墨重彩的内容不一定不重要，但一定缺少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有料的历史人物一定要毁誉参半，或者被政敌斗得命悬一线，或者干脆就郁闷而死。但是王承显然缺少这些看点。他华丽，但是低调。
王承是太原王氏的继承人。在他的年代，太原王氏总是被拿来与琅琊王氏对比。琅琊王氏因为王羲之父子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为人熟知。但太原王氏却从魏晋一直兴旺到隋唐，从曹丕时期的散骑侍郎、兖州刺史，到曹睿时期的关内侯，一直到唐初，依然是有名的“七姓十家”之一。琅琊王氏的华丽优雅像是爱马仕的丝巾，一针一线的精致让人禁不住顶礼膜拜；而太原王氏的华丽低调如同普拉达的旅行包，看上去是朴素的纯黑色没有任何装饰，却在笨拙间透出一种无法复制的矜持典雅。
王承是一个低调踏实的人，是魏晋名士中少有的优秀的地方长官。他是在东海太守的任上出名的，所以后来人总喜欢叫他“王东海”。
东海在山东至江苏一带。王承在东海因为两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所显出的宽容而被广泛赞扬，成为“名流”。曾经有一个小吏偷官府鱼池里的鱼，结果鱼没吃到惹了一身腥——被发现了。人被捉到王承面前，王承想着为这种小事翻律书惩罚人家很无聊，却也要引经据典讲点道理。于是用当时流行的“春秋决狱”的方式引用了一个典故：据孔老夫子说，周文王的苑囿可以让百姓随意进出，里面的野兽和池鱼可以让百姓随意取猎。现在，人家不就是钓一条鱼吗？朝廷应该有向周文王学习的度量。于是就把偷鱼的小吏放了。另一件事情，是晚上宵禁。城门下钥之后有人想要强行出城结果被逮住，王承一问，原来是晚上读书放学迟了，想要回家。读书人的事情偷都不能算偷，何况人家是因为一心好学呢？王承又说，这是个宁越一样的人物啊，赶紧好好送回家去，弄不好将来能成为帝师。
王承这一套宽容的执政方略直接影响了后来在江南执政的王导。这种小错不罚、大错小罚的方针在社会动荡的时候是团聚人心的特效药。所以在“太原王”与“琅琊王”互掐，争谁是第一家族的时候，琅琊王氏的继承人王导不仅没有对王承处处“艳压”，反而对王承推崇备至，感情很深。王导出去玩、开沙龙一般都会邀请王承。有段时间，王导、王承和阮瞻还组成了铁三角，到处旅游。王衍也喜欢王承，认为他奉行了一套体面又风雅的治民策略。王承在王衍心目中甚至可以和清雅的乐广相提并论。
王承启发了后来的东晋名士，将个人生活与执政理念区分开。个人崇尚自然，执政宽厚却有秩序。于是东晋的名相，无论王导还是谢安都没有染上王衍他们那种占着官位不干事的恶习，也没有染上贾充那样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的恶习。难怪后来人们要将谢安比王承。
王承的低调也影响了他的儿子，王述。一般来说，出名要趁早，在聪明人堆里要出名就更要趁早。魏晋时候有四岁就能让梨的孔融，十七岁被邀请做黄门侍郎的王粲，以及二十出头写出鸿篇巨制《老子注》《周易注》的王弼。但是王述是个另类。王承对于王述好像并不用心，没有急切地把他培养成一个横空出世的少年天才。更糟糕的是，他小时候很沉默，在一个崇尚光芒外露的时代，就显得有点痴呆。他像是只飞不起来的大鸟，在出生即会飞的燕雀中，显得格格不入，笨手笨脚。
太原王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王导看他是王承的儿子，同情地给了他一个秘书的工作。王述在王导的秘书圈里面显得很愣，所以更被笑作“痴人”。直到有一天王导和秘书们座谈，说什么底下的秘书们都频频点头，七嘴八舌地夸王导说得对。只有王述一个人坐在后面慢吞吞地说，“你又不是尧舜，哪能说什么都是对的呢？”
王导一惊：这孩子看样子不是傻，而是大智若愚的老子式人物，立刻刮目相看。而王述碰上王导也是幸运：碰上一个心胸狭窄的领导，王述的这番顶撞肯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好在这是魏晋，嫉妒是最让人瞧不起的罪。因而王导心思坦荡地将王述引为得意后生。
王述的修养没有辜负王承对他的教导，也没有辜负王导的喜爱。有次，王述因为小事惹到了谢安的哥哥谢奕，结果被谢奕追到家里一阵大骂。王述没有出去对骂，也没叫人把谢奕赶走。就只是面对着墙听着他骂。直到外面再没声响，王述估计是谢奕骂累了，才转头问家里人：他走了吗？家里人点头，王述就又神情自若，没事人一样该干吗干吗了。
后来王述生了个了不起的儿子王坦之，宠爱得不得了，王坦之成年之后，王述还把他抱在膝盖上坐着。不过王坦之倒是也成才了，和谢安一起在阻挡桓温代晋的事业上并肩作战，颇有时誉。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