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安东都督府所招徕人口，基本来源于中原以及北方，再往南招募，成本更高，且南方的百姓也更加难以适应东北的气候。再加上，南方的百姓，也实在很少愿意脱离温暖适宜的环境。
而范围再缩小一些，那些招募的百姓，则集中在河南、河北、燕山三道，其中来自河南地区的汉民，几乎占总数的四成。
尤其是登莱青密几州的百姓，更呈现出一种积极踊跃的状态。他则不只是因为安东都督府提供的诱惑条件，还借助这些年北方海运的兴起，尤其是通往高丽、日本、辽东的商道开通壮大，当地百姓对外的了解也在增多。
随着一名名海商从海外满载而归，赚得盆满钵满，荣归故里，引得当地的民众瞩目。如此致富故事的传播，也使得当地百姓心中的开拓欲被激发出来了，经商不是所有人都能干的，那既需要本钱，也需要运气，稍有不慎，就可能是血本无归。
而对于那些农民子弟而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一身力气，以及种地的技术了。而安东都督府给他构建的，则一张美好的蓝图与愿景，在家乡，或许只是一个小农小户，还要面对与兄弟分地分产的竞争压力，到了安东，就是另外一个广阔田地，开局就是至少百亩的“地主”。
这可是阶级地位的直接提升，并且，根据安东都督府宣传的政策，对于田亩数量，在安东是完全不做限制的，只要你有能力经营耕种，就算万亩田土，也不会受到打压，哪怕转让都不用像在内地需要承担不低的交易税。
这样的条件，也激发了河南子弟勇闯安东的**与动力。同时，由于这些年朝廷鼓励百姓生养，人口数量的激增，也使得民间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的情况。
对于大部分农户家庭来说，土地暂时是不愁耕种的，但每家每户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财产继承的问题。
不只是皇帝贵族官僚需要面临这个问题，小农小户同样需要，或许不像达官贵人们一样有一套严格的继承制度，但也难免偏私宠爱，有多有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一些子弟送去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能在安家费上分享一部分，那可是黄澄澄的铜钱，可以节省不少用于换钱缴税的粮食。
在多方因素的加持下，安东的移民方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完全有别于大汉其他诸边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安东地区的特殊性造成的。
同时，前后十几万人的移民，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都属于武装移民，一手拿刀，一手执犁。
安东都督府下，虽然拥有近两万人的军队，但是这么点军队，是无法兼顾到偌大的安东地区，这些新移民，更多地还得依靠他们自己保护，必需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村寨镇堡，民兵互保，是都督府制定的自卫政策，武器都由官府提供，除了铁甲、硬弩等特殊装备之外，这些移民的武器堪称精良，至少不是当地的蛮夷所能比拟。
除了诸道州汉民之外，还有一些胡民也在招募之列，并且效果很好，大部分都是来自燕山北道的奚人。
大汉地域广袤，民族众多，自南到北，固然有不少叛服不定、不愿接受王化的顽固份子，但同样有一些温顺的部民。比如羌民、温末者，像吐谷浑人，早年的时候河东还专门有那样一支番军，但如今依然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融入到汉民之中。
同样的，奚人也是比较温驯的一个族群，十年了，对于大汉的统治很服从，燕山北道也没有预想一般的那么动乱多事。
有一说一，这还得感谢契丹人对奚人的驯化，那是十分到位了，如今，只是换了一个主人，一个外表温和，浑身笼罩着“温良”之光的统治者。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汉的强大，朝廷的威严，以及在汉辽争霸过程中，饱受战争创伤的奚人也需要休养，其部族百姓，也想过段安安稳稳的日子，而大汉的统治，除了在控制上更加严密强势之外，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温和。
再加上，以奚王筹宁为首的原奚人贵族、部落首领酋长，也被朝廷驯化地服服帖帖的，很少配合，除了治权被剥夺，其他权利全部都有，大部分人还是能在大汉过着人上人的生活，表现好的，也能为官为将，甚至参加科举。
像奚王筹宁，如今就在开封过着安乐日子，安心养老，每天锦衣玉食，就是见刘皇帝，也不困难。而现在，也不能以“奚王”称呼筹宁了，刘皇帝在开宝十一年的时候，就改封筹宁为顺化郡公了，明显有别于大汉对爵位的命名规则，但政治意义深远。
于是，有近万的奚人，受到安东都督府的招揽，前往安东安家垦殖，并且享受同样的待遇。这一点，也得到了中枢的支持。
而除了从各地吸引普通农牧百姓之外，还有一些人，也成为了开发的有力臂助，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力量。
那便是以勋贵及官僚子弟为主的一个群体，当然，让这些高门贵子，到安东去讨生活，没有多少人愿意，甚至有抵触心理。
但是没办法，有刘皇帝的训示在，大汉的贵族与官僚们总得表现一二，哪怕只是为了迎合皇帝，也不得不投入钱粮，派遣家族中的子弟，远赴安东。
刘皇帝有一句话，让人无从反驳：朕的儿子都在边陲打拼，为国效力，勋贵官员家的子弟，难道比他们还金贵吗？
这句话实在，也让人不得不遵从皇帝陛下的号召。当然，前往安东的那些贵族官僚子弟，有的人是去当官的，有的人是去从军的，也有的人是去圈地置产业的。
而朝廷中也一向流行着一个潜规则，那就是有遍地履历的人，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更多，对于有志于官场前途的人来说，安东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毕竟其特殊，也牵动着朝中掌权者的目光。
被派去安东的大家子弟，哪怕大多都属于庶出或者旁系子弟，但他们能够带去的资源，显然也不是一般农民、牧民所能相提并论的。
小打小闹，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开拓，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他们圈地，往往都是几千上万亩地圈，毕竟有钱，还有人，而东北的土地、山林、矿藏、毛皮、药材等资源，辅以安东的宽松政策，也确实有利可图。
当然，安东的土地，也不是任意赠送的，刘旭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给你多少地，你得耕作，田里得有作物，地里得有产出。
但这又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力的不足，不过，他们有的是办法，或者花钱从内地招募，觉得成本高的，则干脆做起无本的买卖，去捕捉农奴，把那些活跃在当地的靠渔猎为生的土著蛮人，生生逼迫下地。
于是，“捕奴业”在安东也逐渐兴起了，由贵族子弟们组织起的捕奴队，甚至配合起安东军对当地治安的肃清，不过这样的行为，引起的反弹也是不小的，也成为安东地区动荡的根源之一。
但即便如此，还是缺人，而种地也是需要技术经验的，可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锄头就能开垦出一片良田的。
后来，甚至有人把注意打到安南及其以外地区的土著身上，花钱从南边买人。当然，朝廷是明令禁止蓄养私奴以及人口买卖的，因此，类似的行为，都是套着一个“雇佣”的名义。
这些充斥着暴力、强权与剥削的行为，也只有在安东地区，可以这么明目张胆，也名正言顺。
因此，到开宝十七年时，安东新填充的外来人口，已然超过了二十万。当然，除了以上，还有一个人群，对安东的开发也起到了促进作用，那就是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