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建隆三年夏，由皇帝刘文济代表的中央与大小宗王于崇元殿签订的新宗藩条制约法，其中有几条核心内容，比起以往是突破性的。
比如，帝国中央朝廷放弃对封国各项内政的干涉，仅保留在外交、军事、宗法上的话语权，同时朝廷也将进一步撤还南洋驻军（除海军以外，规模已经不足三千，南洋诸国在国家安全上已基本自理）。
比如，中枢将彻底停止对诸国无偿性的援助支持（这一点实则在过去始终延续保持着，只是规模、频次大大压缩了，这些在插手各国事务、“指导”各国事务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取而代之，是各国当依宗法，每年向中央朝贡，朝廷再视情况予以回馈。
这当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但有的时候，形式主义也恰恰反应出秩序与真实。藩属，藩属，自然该回到它本来的面貌上去。
比如，向各国扩大开放通商口岸，准许各国商人到除两京之外帝国水陆可及的城市进行贸易，准许各国官方在两京设立商馆，降低商品进出关税，针对封国商船取消报关税，当然相应的，各国也允许汉地商人前往自由经商（这一点在事实上一直是如此的，毕竟各国的商业以及与帝国关系，很多情况都是靠着汉地商人的往来在发展的）。
别看大汉对外贸易开展地如火如荼的，但在过去那套贸易规则中，是存在严重的贸易歧视的，只针对其他文明国家，也针对诸封国下属的普通商人。
长期以来，真正能在帝国——封国之间畅通无阻地经商的，要么是各国官方，要么是在两方之间都具备足够影响力的权贵。其他阶层、身份的人不是不可以，只不过要接受一定的限制与剥削，包括经商地点、经商范围以及税收。
在大汉的海关管理制度中就有一项规定，凡外来商货船，首先依船料大小缴纳一定的“报关税”之后，才能入口岸、商港贸易，其后还有驻泊、商品、交易以及其他经营性税收......
对内外大小海商来说，市舶司时代，朝廷是一只吸血鬼，海关改制之后，依旧是，只不过，吸血力度相对减轻些罢了。过去二十多年，那些西方商船为什么的越来越多选择在南洋进行贸易，除了宗教文明冲突之外，也跟帝国本土复杂的经商环境有关。
而经过此次大会，朝廷是极大放宽了对外贸经商上的限制，条条框框都合理了一些，而这些，却是南洋诸国最根本的需求。
这也是由各国所处地理环境决定的，几十年的海上贸易发展下来，对于南洋封国，尤其是那些岛国来说，似乎已经觉醒了一股社会意识：无商业，不交易，毋宁死！
同时，对于当地的土着势力来说，汉人终究是外来者，是以寡凌众的入侵者，他们也必须保持并加强与帝国本土的联系往来，这是涉及到生存根本的问题。
朝廷在这方面变得大方与通情达理，解除诸多限制，自然受到南洋诸国的欢迎与拥护，基于此，在其他方面进行相应的妥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相比于南洋诸国，一些商业利益就能收买，北方的陆权封国就不那么容易摆平了，南北封国之间在国家利益的诉求上，有本质的不同。
仅仅一套让利的陆上贸易新规，并不足以满足北方封国，他们还是更适应朝廷的扶持，或者说更习惯于从帝国身上吸血，至于刘文济朝廷提出了这一套办法，在某些封王眼中，那是他们应得的。
因此，在针对北方封国的时候，刘文济的态度与手段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一味的妥协、收买是不行的，强硬的态度也是必要的。
当下前中央的权威，朝廷的实力，也不是诸国可以抗衡的，即便有些国家的翅膀，看起来也硬了。但是，帝国或许没那么容易成事，但坏其事可是轻而易举，中枢毕竟掌握着大义与法理，这些影响都不是由帝国孵化出的大小封国们能够轻易摆脱的。
当然了，如果是刘文济的皇叔们还在位，他还需更谨慎小心些，步子不敢迈大，但是老一辈的皇叔宗王们毕竟已是过去时，面对同辈之时，即便是安东王刘文渊，也无法对刘文济形成震慑。
至于安西、康居二王，都继位不久，都面临着初承王冠的各项挑战，尤其是安西王刘文泽，外有伽色尼王朝的侵袭，内有“二侯”挑战，是最需要朝廷支持的时候，哪敢真的和朝廷对着干。
而北廷王刘文共，作为封国实际的开创者，其见识眼光都不差，并且在其为北廷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与维系帝国关系，加强宗藩往来，是其核心内容。
对其而言，细水长流才是大道，而刘文济所做宗藩关系改革，正是一条健康、长久的康庄大道，比起无尽的扯皮与矛盾，账目清晰的日子，过起来才舒服从容。
同时，朝廷还掌握着中亚三国另外一项软肋，他们亟需的汉地人口，汉民人口的对外输出，显然不可能是完全自由、任意流动的，一旦朝廷收紧这个口子，那三国的发展势头立刻就会放缓下来，乃至停滞、倒退。
汉地人口，是关乎三国统治根基的核心问题，在此事上，他们也不敢怠慢，至少当下，在中央权威强盛，掌握着“人口武器”，对他们具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根本不敢跳反。毕竟，所处环境不同，面对的敌人与形势也不同。
相比之下，只有安东国是油盐不进的了，刘文济的那些关系梳理、宗藩条例、利益收买，对安东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安东体系，已然成熟完善，也早已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发展的运转机制，不管朝廷这边怎么变，安东那边能够改变的地方，实在不多，尤其在安东王刘文渊统治的情况下。
因此，对刘文济的那一系列意见与措施，刘文渊是最冷淡的，从头至尾，就没有认同的点。但是，当其他诸王都被刘文济一一摆平之后，安东这个名义上的诸国之首，其意见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说起来，在大小封国之中，与其他国家往来频繁、扶持为伴不同，安东国是有些独来独往的，与各国的关系并不紧密。别说中亚、南洋各国了，就是邻居的饶乐国，关系都不是那么好，两国边境上时有冲突，安东的军商民时有入侵，根本原因，还在于世祖皇帝当初封国时把安东在纳河平原的那部分熟地分给了饶乐。
核心法条之中，还有诸如海内外封国民，在汉则必须遵守帝国法律，如有逾制违法，必以汉法处置。这是最早的“法条”之一，但被刘文济重复提及，针对就是安东国，因为就属于安东的商民最不守规矩，最好侵犯帝国官民利益。
另外则是，再度强调，藩属国之间，不得任意攻伐，如有不可调合之矛盾，也需上表中枢，由朝廷进行论断。擅启兵戈者，将受到帝国及大小封国共同打击。
这一条，显然是为康居灭于阗之事，再打一道预防针。不过，能够预防多久，就得看时势变化了，毕竟，所有条制约法，归根结底，还是建立在强权与实力上的。
一旦中枢权威不在......当然，提这种可能，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套“新法”本身就是在帝国强盛时期的背景下制定的，这也是能够推动并实行的基础。
但不论如何，就在一个不那么和谐的过程后，帝国中央与封国正式缔结了这么一套崭新的“帝国宗藩条制”，奠定了一个全新的中、东亚格局。对整个世界而言，面对进一步放开限制，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南北封国，也将迎来他们更自由、深入的探索与征服。
至于这套规则以及围绕着它形成的世界格局，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很难下个定论，但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被推翻的，毕竟是中央皇帝与诸王共同盟誓的，背约的人也很难抗住来自整个帝国意志的反噬。
同时，它也必将伴随着中央帝国的兴衰变迁而变化，直到下一波历史浪潮的涌来，再也经受不住冲击而无法维持，但在此之前，它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已然形成事实，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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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这次大会的结果，显然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总有觉得自己损了、亏了，甚至被打压的。比如安东王刘文渊，脸色深沉，一言不发，但是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满与不甘。
又如九江王刘晅，这个由符惠妃所生的世祖皇帝第十五子，就如过去一般，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找到皇帝大侄子，委屈巴巴地表示，他的封国，都是不毛之地，蛮夷所属，难谈产出，他这个国王都没见识过是何模样，实在无法依约向朝廷进贡，希望朝廷能够宽限些时间，等他的封国像其他兄弟之国一般发展起来，再行朝贡......
大汉帝国的这些封国，实事求是地讲，相互之间的差距的确是很大。有的已经征服无数，拥兵十万计，有的仍停留在名义统治上。
就如九江王刘晅，他的封国可是在菲律宾岛上，那里的条件可比刘曜在棉兰老岛上的封国要好多了，但自太宗分封以来二十多年，刘晅根本就没有好好经营，除了派了些家臣、扈从前往之外，再无其他动作。
毕竟，开荒的事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又辛苦，还容易死人，哪怕到如今，刘晅那所谓封国的秩序，都是邻居北鲁国帮忙维持着，也只停留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按理说，作为符惠妃的儿子，在国有符氏的底蕴，在外还有刘曙这个胞兄的帮衬，日子应该可以过得很滋润才是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精力，并没有放在自己封国的经营上。
在帝国外贸事业的版图上，九江王府是有一席之地的，由王府总领的海商船队，凭借着过硬的背景与关系，可谓是纵横江海大洋，奔波于大汉与南洋诸国之间，近三十年下来，赚取了不菲的财富。
而以刘晅的积累，再加海上往来的经验，开国建制的启动资本总归是足够的。要知道，原始荒蛮如棉兰岛，只是在许昌王刘曜的遥控指挥下，虽然也未成邦立国，但也开辟了几处聚居点与贸易点，筑起了一座“主城城镇”，并建立起了基本的行政管理秩序，成功将大汉文明的光辉播撒开来。
但刘晅积攒的那些财富，除了履行一个守财奴的本分将之贮藏起来，就是用在九江王府上下的奢侈享受。显然，刘晅并没有多少觉悟，并不明白，国家之经营，远比金钱之经营要贵重得多。
世祖皇帝一十六个皇帝，刘晅大抵也是最不成器的一个皇子了，不说其他龙虎英杰，就连刘晖、刘曙，都大大不如。早年的时候，可以说是符惠妃的溺爱导致，但惠妃也已薨逝多年，后面的发展，可都是刘晅自己当家做主......
而面对刘晅这个皇叔，见他那副苦兮兮的表情，刘文济都有种抽他几鞭子的冲动。盟誓才过，就给他来这一出，若非清楚刘晅的贪吝，他都不禁怀疑其用心，是否刻意与自己作对了。
刘晅的意图当然不可能实现，就冲他家的那支商队，就没资格在皇帝面前哭穷，刘文济也不允许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破坏了正需细心维持的宗藩新法。
最能与刘文济叫板的，乃是楚王刘曙，而事后，表现得最从容恬然的，依旧是他。除了让人将会议结果以及新法约定以公文形式，发回林邑，让世子刘文演及林邑的权贵们根据新法，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之外，刘曙没有更多的动作与言语。
安东王刘文渊派人邀请赴宴，被刘曙直接拒绝，非但拒绝，还对来人奚落了一番。同时，刘曙还与左右言，刘文渊那小子的野心，人所共知，若是不知收敛，早晚必取其祸。
显然，刘曙荒唐了几十年，他的脾性，甚至连世祖皇帝都难以改变。但，他从来都是一个聪明人，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也从来看得清楚，一切的荒诞不经，只是不愿压抑自己的本性罢了。
所有的封国王中，也属刘曙最逍遥自在，享受了一辈子富贵，封国的江山也有刘文演这个世子以及刘珙等家臣家将去打。相比之下，素来表达要逍遥一生的齐王刘昀，一直到薨于北金洲，其一生又何尝真正逍遥过。世祖诸子，活得最通透、最轻松的，毫无疑问，就是楚王刘曙。
得知刘曙拒绝刘文渊的宴席，以及那一番私下的谈话后，刘文济不得不承认，他第一次对这个在大会期间屡次给他添堵的皇叔改变了看法，有些人与事，当真不能仅凭一时从表面去评断。
至于安东王刘文渊，在刘曙拒绝后，就果断停止了宴会的筹备，并且于翌日就起行离京，也没亲自向刘文济辞行，只让随驾臣属上了道表章告罪。
刘文渊在展现着他的跋扈无礼，以及心中不满的同时，实则也大感失落。从其父秦王刘煦还在时算起，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垂头丧气地离开帝都了，但没有任何一次，像此次这般，让他无比挫败。
关键就在于，连刘文济这个“得位不正”的皇帝，都能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他与安东还有何前途可言？三十年前，刘文渊年轻而气盛，还有的是时间等待、沉淀、积累，但如今，他也是知天命之年，奔六去的老人了。
胸怀大志也好，野心勃勃也罢，步入迟暮之年的刘文渊，也头一次感受到了恐惧，恐惧这一生不得自由，就这般碌碌无为、郁闷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