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放到皇帝刘文济这边，当收到完颜石鲁的密报时，他的心情自然也是五味杂陈。惊诧震悚之余，胸中还涌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期待与兴奋。
但最终，就连北巡之初的愤怒都平复了下来，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这一道奏章压制住了，重新回到镇定与理性的状态。刘文济也不得不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安东国之患，反思自己的决策与举措有无纰漏之处。
事已至此！何以至此？
蓦然回首，刘文济恍然发现，都走到幽州了，他打心里对安东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处置办法。削弱压制是必须要做的，但做到哪儿一步，具体又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得不让刘文济好生思量一番了。
尤其是后者，难道真要和安东撕破脸皮，打上一仗，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手段，来消除祸患？这当然不是刘文济想要的，兵者国家大事，岂能擅启戈矛，何况还是宗藩之间。
基于此，刘文济回顾此前的种种作为，就不免懊恼了，他发现自己失之傲慢了，而这一点是他过去几十年都不曾犯过的毛病。
安东王年老，刘文济亦欲欺之年老，然若真将其视作一不堪为事的朽木，就未免太自大了。至少，刘文济就没想过，他的施压行为激起安东剧变之后，将如何应对。
对刘文济来说，他绝不后悔对安东采取的排斥与打压，不能容忍的，只是自己的思虑不周，在绸缪手段上犯的低级错误。
而完颜石鲁的奏报，恰恰对刘文济起到了提醒作用，让他更加全面审慎地反思与筹谋大事。因此，在抵达幽州行宫后，刘文济将既定的行程安排全部推翻，朝会取消了，早已等候的南北燕山及辽东三道文武一概不见，刘文济径入行宫，将自己关起来独处，拿着一张东北地图仔细研究......
事已至此，如何应对解决，成为了首要之务，刘文济必须得考虑细致与清楚了。当然，作为帝国的皇帝，刘文济还不至于被区区安东、被一个老迈的安东王给吓倒，这点自信与心气他还是有的。
不过，作为一个以持重善谋着称的皇帝，他也必须得考虑更多的可能以及后果。平心而论，中枢与安东之间直接干一场，打他一个昏天黑地、酣畅淋漓，或许是一个“治根”的办法。
然而，且不论军事方面的问题，就政治上带来的恶劣影响乃至反噬，就不是帝国或者说刘文济能够轻松承受的。就安东上下长久自持的一点，安东国乃是世祖钦封，岂敢轻毁。
安东造反，背弃宗庙朝廷，倒是一个占据大义名分的机会，但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刘文济比较在意的问题。帝国宗藩朝贡体系，可才稳定没几年，中央与诸国之间才开始熟悉新的交流关系，作为刘文济建隆时代的主要政绩之一，他又如何舍得破坏。
而真到那一步，即便安东被收拾掉了，同室操戈对于皇权的负面影响有多严重也是可以想象的，同时不管起因如何、孰是孰非，中央朝廷与各封国也必将进一步离心，刘文济可不敢承受将世祖、太宗建立并巩固的帝国封国体系摧毁的罪名......
在幽州行宫，刘文济想了足足一夜，想得很多、很杂、很远，一直到翌日，在随驾及地方大臣们犹疑不定之际，开始正常接见理事了。
在关于安东国的事务上，刘文济一共接见了四个人。其一是辽东布政使曾会，亲自听取他关于辽东-安东之间方方面面的细情，对于这个并不算是心腹股肱却默默为朝廷整治着辽东的老臣，刘文济给予了尊重，汇报听得也格外认真；
其二乃是兵部尚书张俭，以其素有识略，当然，言谈之间颇多隐晦之处，不过以张俭的聪敏也领会到了皇帝的意思。对此，张俭的态度也很明确，安东五十载开拓之成果得来不易，还需珍惜，中枢与安东之间的矛盾，还当依条制应时顺势而为，如非势不可挽，最好不要落于兵争；
其三乃是随驾之少府萧恭，这可是他最亲信的心腹谋臣了，对萧恭他则没有什么保留的，直接将所有情况说明，问其意见。在这方面，萧恭与张俭实则持相似的看法，都从大局大义着想，也都切中刘文济在意的政治影响。
不过，萧恭也认为，还需看安东那边进一步的动向，一旦真有背离反叛朝廷的实际行动，则当毫不犹豫、毫无留情，以雷霆之势破灭之。在此之前，朝廷这边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尤其是辽东道那边。
其四就是时任龙栖军都指挥使的萧惠了，从大内副都到龙栖主将，可见刘文济对萧惠的信任与看重，几乎打算培养成为自己在军中的一杆旗帜。要知道，龙栖军可是世祖皇帝当年发家的军队，其“天下第一军”的地位，至今犹未动摇。
对萧惠，刘文济就单纯问军事问题了，而萧惠的回答很肯定，倘若安东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朝廷只需稳扎稳打，持正道，以国力实力取胜，安东只有覆亡一途。
但同时，萧惠也理性地提出，以安东之地利、人和，朝廷平之，需以二十万兵，费时一年以上，方可卒除，如无此准备，不可妄动兵戈。
需要提一句的是，在此次北巡随驾臣僚中，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枢密副使曹玮，在杨延朗年迈的情况下，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工作实则已经转移到曹玮手上了。
然而，涉及到安东国如此重大的事情，刘文济却没有第一时间与其商量，可想而知，在安东的问题上，他的准备多么的不充分，尤其在面对着一个越来越复杂且棘手局面的情况下。
不过，刘文济毕竟不孤单，有那一干文武的出谋划策，在应对安东局势之时，也能多些从容，至少收了傲慢狂妄之心，能够少犯些错误。
在抵达幽州的第三日，刘文济再度下诏，以辽东蛮乱之由，让辽东诸军戒严，封关锁道，以御寇乱，与此同时，又让萧惠率领龙栖军一万三千余众，全军开拔东进，前往辽阳。
在皇帝的亲力亲为下，幽州行宫逐渐“行营化”，刘文济甚至以随驾大臣与燕辽三道高层为基础，组建了一个专事东北诸边事务的决策机构，这也可以看作是三道进行军事动员的前兆。
从本心而言，刘文济并不想与安东撕破脸皮，但刘文渊若不知好歹，继续以那种粗暴、猖狂的姿态对待朝廷，甚至发起军事对抗，那他也绝不会容忍。
一切，还得看刘文渊最终的选择，是否会悬崖勒马。但在此之前，朝廷这边该有的准备，一点都不能少，并且要加速筹备，也是为此前的自大填坑......
就在第五日，又一道安东王刘文渊的奏章抵达幽州了，而这一回，就要“正常”多了，遣词造句、语气态度，都有一个藩属的恭顺与尊敬，刘文渊那头老虎终于把他所有的猖狂与獠牙都收了起来。
但是，在那道奏章中，刘文济却感受到了一股滔天的杀气，铁马金戈的意味跃然纸上。刘文渊同样向皇帝请奏，言完颜女真居心叵测、潜蓄异志、背反朝廷、杀掠百姓，今已遣兵围剿，希望朝廷能严控辽东北境，配合平叛，勿使叛军漏网。
以安东王廷对国家的管控，如完颜石鲁者，纵然懂得忍耐，但其心也未必一无所觉。当那异心化作异动时，来自安东的雷霆制裁手段也紧随其后，为君王者，最恨的就是欺骗与背叛，而完颜石鲁两条都犯在了刘文渊那边。
而以刘文渊之骄傲，又如何能够容忍，被朝廷针对、打压也就罢了，你一个小小的完颜部，竟也狗胆包天，意图在朝廷与安东之间挑衅取利，真当老夫好欺？
在刘文渊奏章呈抵幽州之际，安东王刘文渊已然重新披挂上阵，亲率三万大军，直扑完颜部的老巢：完颜城，并且迅速完成对周边完颜部属的肃清，围城待机。
而一直心怀忐忑的完颜石鲁，立马坐蜡了，期待的朝廷回应没来，反引来了安东王大军。而不管如何，到了这个地步，完颜石鲁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
一方面再遣使者在围城之前往幽州诉苦求援、状告安东，一方面急令由其叔谢里忽率领的在黄龙府打草谷的部族精锐回师救援，同时，组织完颜城的部卒死守顽抗。
再说皇帝刘文济对完颜部的印象，多少也带着一丝蔑视，哂其不自量力。以刘文济的精明，纵然无法看全完颜石鲁的机心，但总能窥得一鳞半爪。也正因如此，当把刘文渊与完颜石鲁的奏报摆在御案上对比时，刘文济生出了些看戏的心情，一时间并没有更多动作。
就这样，建隆六年深秋的东北，发生了一场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争，被安东国视为清理门户，被朝廷认定为安东内乱。
持续的时间并不短，从六年八月，一直打到七年三月，以完颜城告破、完颜石鲁授首告终。对安东而言，这是一场剧变，谁也想象不到，一座小小的完颜城，区区一个完颜部，竟然让刘文渊前后十万军民顿足城下。
并且，由完颜部之乱，逐渐酿成波及整个鸭子河流域的蛮部叛乱。前者，以完颜石鲁率众负隅顽抗，死守不降，当然，完颜石鲁本人的威望与指挥有不小作用，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安东那漫长寒冷气候的掩护。
至于后者，则源于完颜谢里忽统帅的那支完颜部骨干部卒，虽然在回师完颜城途中，被安东军打了个援，但借着骑兵优势，遁入山林，其后便率领余部与安东官军打起了游击，侵扰安东州县的同时，也不断挑拨其余女真部族反抗，以分担完颜部压力。
还真让完颜谢里忽搞出了成效，刘文渊统治下的安东，诸多蛮部多多少少是有些怨气了，当完颜城久攻不克之时，那股怨气也被引导着释放出来了......
这是安东国自建立以来，所面临最大的混乱与挑战。当然，只要朝廷不下场拉偏架，仅凭一干蛮夷，也很难真正撼动安东国的统治，否则就太小看安东军民几十年之开拓，也太小看安东权贵对国家的掌控力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蛮乱的平息是注定的事，尤其当安东上层权贵也都发动起来，集中力量，配合刘文渊对女真诸部的剿灭中时。他们维护的，不只是刘文渊，更是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
不过，即便如此，这样一场乱事，对安东国的影响还是很重大。从弊的一方面来讲，国力有了极大的损失，军力、民力都有巨大损耗，鸭子河流域这一核心统治区域的生产生活秩序遭遇重大破坏，完颜城下，折兵数千人，其中不乏安东精锐。
但有弊则必有其利！短期来看，经过这样一场变乱的安东，打消了不少来自朝廷的忌惮心理，要知道，内乱之初，辽东边境的朝廷军队可戒严防御着，一副随时可以北上的态势，尤其在萧惠领军北上，入驻通州、黄龙府后。
然在后期，潜蓄之势松了下来，相反，辽东军队开始帮着打击那些流窜的蛮匪，维持边境秩序，收容那些因战争而逃难的安东百姓。
而从长期来看，以完颜部为代表的一众女真部族，在这场变乱中，保守自主力量遭遇了空前打击，尤其是完颜部，其旧贵族、首领几乎被夷灭一空，余者尽数被打为奴隶，在冰天雪地之中，卖力赎罪。
伴随着的，则是安东三十年民族、阶级矛盾释放与缓解，杀戮与死亡，总是让人冷静，让人念起安定和平的美好.....而安东国对治下蛮夷部落更深入的同化进程，也由此拉开序幕，非汉族的编户齐民，在之后的十年之内，翻倍地增长。
当然了，在平定蛮乱之后，安东国的事，或者说安东王刘文渊的事并不算结束，朝廷那边依旧是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关。
双方关系的缓解，从刘文渊平乱期间一系列的软化的奏章开始，到刘文济銮驾离开幽州，西赴太原巡视正式恢复正常。
在建隆七年夏，在处置好内部事宜后，刘文渊亲自带着安东使团，南下前往洛阳谒见。随行的，除了丰厚的觐礼，以及所平叛部头领首级之外，还有二十多名槛车待遇的罪犯——安东官方从事人口买卖活动的官吏。
做到这一步，也表明刘文渊彻底服软的态度，只是能够想象做出这种决定之时，骄傲强势如斯内心是如何煎熬。
对此，皇帝刘文济大肚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