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游方道人
为赵金舟实施“剥皮实草”手术的人是一个叫张孟诚的仵作，因为没有任何实操经验加之缺乏相关的技术资料，导致此次“剥皮实草”并不算成功，首先是稻草与石灰的比例严重失调，过量的石灰令标本表皮脱水严重，导致后背、腹部的缝合处开裂、脱线情况严重，到最后干脆连面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开裂，放在公堂之上实在是有碍观瞻，恰逢此时衙门又传来消息，说朝廷派来的监察史要亲自瞻仰湖北第一“剥皮实草”照顾对象——赵金舟同志的遗容，这可着实愁坏了张孟诚，平心而论，对于赵金舟的“剥皮实草”手术是失败的，至少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此时的赵金舟俨然已经面目全非了，甚至说除了有个人的轮廓以外，基本上看不出是个人，万一要是监察史大人不满意，自己这饭碗还要不要了？
想到这，这张孟诚干脆想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猫盖屎”办法来解决恼人的“开裂”问题，便是往“尸皮”表面淋水，之后再涂以牛油保湿，希望借此暂时缓解“尸皮”的脱水开裂，先把监察史糊弄过去再说。
“淋水？”听到这，张国忠隐隐的觉得有些不对劲，茅山术认为，尸身不全乃是导致魂魄怨气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砍头斩首，最后肯定是要把罪犯的身首还原再葬，否则就容易闹出祸患，此乃千百年来刽子手行业不成文的规矩，而这朱元璋一不精阴阳二不通道术，只不过是拍脑门子想出“剥皮”这么一招，本就容易滋灾酿祸，恰巧碰上这个吃凉不管酸的仵作还火上浇油往尸身上淋水，赵金舟惨遭横祸尸身不全本就怨气冲天，而水又主阴，以阴化怨，这不是找倒霉么？
“恩，当时是没事，赵金舟的尸首摆在衙门，一摆就是二十年，衙门本就是聚煞之所，以煞镇怨，故得平安……”晨光道长摇了摇头，“不过不要忘了，衙门本是资政治事的地方，怎么可能总把尸体摆在公堂之上呢？”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惠宗朱允炆登基并钦定改元年号为“建文”，一个洪武，一个建文，从年号便不难看出，比起太祖朱元璋“乱世用重典”的一刀切策略，朱允炆的执政方针似乎更偏重于“以德服人”。
果不其然，朱允炆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将那些摆在衙门中展览的“贪官标本”都找地方弄走，原因是其年少时虽曾随按察使刘影章在民间见过这种源于“剥皮实草”的贪官标本，说实话，实在是太恶心人了，以至于即位后啥都没干呢便先想着撤掉这些标本，建文么，顾名思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斯文的政府、斯文的朝廷，斯文的朝廷怎么能把这么恶心的东西到处乱放呢？
在处理赵金舟的“尸皮”时，负责此事的一个推官本是吩咐衙役将其埋回那个“八贼冢”，可是时隔二十多年，加之当初挖“八贼冢”的时候图省事儿也没立坟头，只是立了个木牌子，此时早就寻之不见了，摊上这事的衙役本就嫌晦气，便就地挖了个坑，随随便便把“尸皮”埋在了龙虎岗的外围，结果当天晚上，埋尸皮的三个衙役连带负责赶车的车老板悉数猝死，经仵作验尸，此四人的死因如出一辙皆为心疼病猝发，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心肌梗死，一时间街头巷尾自然是风言风语四起，说是赵金舟冤魂不散恶鬼索命，当时的知府雷钟礼也曾经请过一帮和尚老道诵经做法，不过说句实话，这种漫无目的的诵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稍懂道法的人就不难看出，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最应当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尽快找到八坟冢的所在地，挖出赵金舟的尸身去与其尸皮合葬，先行超度后再与之亲属并葬，之后再行超度，以“尸找皮”的顺序方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平息恶鬼的怨气从而进一步超度做法，但知府雷钟礼找僧道诵经做法的初衷仅仅是息事宁人稳定民心，至于什么怨气不怨气、恶鬼不恶鬼的，你再能闹也只不过是在龙虎岗闹，关我鸟事？
当时也曾有过几个做法的道士提醒雷钟礼，光这么念经等同于浪费纳税人的钱，想除根治本必须要寻尸超度，但却被雷钟礼误会为这几个道士想夸大事实多挣钱，还差点因此动刑，其他僧道一见这阵势，便也只好象征性的做完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法事拿钱走人，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超度时期，为后世的祸患埋下了伏笔。
光阴似箭，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建文三年（1402年），朱棣率兵攻入应天府，惠宗皇帝朱允炆失踪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对于这件事，老百姓听说归听说，感觉上却是麻木的很，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和乡下人家兄弟闹分家打架没什么区别，都是你老朱家的江山，谁当皇帝关我鸟事？一时间除了几个贤臣贞官曾为朱允炆鸣过几声不平，还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悉数处置之外，便没再掀起什么波澜。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新官换一群。这一年，知府雷钟礼告病还乡，新任知府张文庸到任襄阳，有意换掉通判李光，本来新官上任，提拔亲信、收招旧部这些动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换做旁人，换了也就换了，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但作为李光而言却决不能被换掉，首先，通判是个肥差，油水足的很，其次，在任多年间，由其是自朱允炆继位实行宽松政策、朝廷反贪力度大幅削减之后，这李光连贪污带受贿正经捞了不少，受贿的钱也便罢了，但贪污的银钱早已是冰冻三尺，好几年的聚沙成塔，这个大窟窿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堵上的，一旦自己被换掉，这天大的亏空瞬间便会大白天下，虽说此时的律法比起洪武年已经宽松了不少，但砍两次脑袋基本上也够了，屡次向张文庸献媚未果后，这李光便起了杀心，想趁着张文庸尚未对自己动手之际想办法将其除掉。
说实在的，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李光来说，定一个杀人的目标并不难，关键在于实施，张文庸可是朝廷命官，想雇佣一般的强盗响马去行刺吧，风险实在太大，一旦刺客被抓住把自己咬出来可就是诛九族刨祖坟的罪过，想自己动手下个毒吧，这张文庸却又时时的疏远自己，压根就没有机会，就在这李光一筹莫展的时候，襄阳城忽然出了一起离奇的连环命案，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只能以“匪夷所思”四个字来形容，命案的发生，让原本只能坐以待毙的李光陡然燃起了希望之火。
襄阳城内有一个靠贩私盐起家的暴发户叫张聪，倒退十年也是个三顿饭两顿啃玉米棒子的主儿，近几年手头有了俩钱，便寻思着迁祖坟修新墓光宗耀祖，张聪的祖上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以前都葬在龙虎岗，结果等坟迁完没多久，张聪家里便出了命案。
迁坟之前，这张聪曾纳了一房小妾叫曾善儿，与张聪的原配妻子梁氏素来不和，梁氏有个弟弟叫梁钟宝，是个混混，一天到晚琢磨着报复曾善儿，而就在张聪迁坟之后不久，曾善儿便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屋门口，而就在暴毙的前一天晚上，还曾与张聪行房，这张聪早晨一出门发现小妾死在了门口，吓得差点尿在当场，经仵作验尸，曾善儿系死于锁颈，说白了就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新任知府张文庸是个不信邪的人，压根就没往什么歪门邪道上想，对张聪的家庭关系大略了解了一下便断定是梁氏怂恿其弟杀死了曾善儿，二话不说便将梁氏姐弟押到大堂施以重刑，拷打无果后便暂时打入了大牢，结果刚过了一天，张聪本人也死了，死因与曾善儿大致相仿，这张文庸便又把张聪家的所有家丁佣人一并押到了大堂挨着个的严刑拷打，但打到最后也没打出什么结果。
就在张聪家的佣人在前堂受审的时候，李光来到了大牢，见到李光，这梁氏可以说就跟见到了救星一样，说实话，贩私盐放在历朝历代都是死罪，张聪之所以能大摇大摆的贩卖私盐长达数年，完全是托了这个李光的福，两家人之间那些不干不净的事儿多了去了，而李光则假借帮梁氏伸冤的名义打听到了张聪迁祖坟的事。
听梁氏一说张聪迁坟的事，李光立即联想到了前几年三个衙役因为埋赵金舟尸皮而惨死的事，对于街头巷尾那些鬼鬼神神的传说，李光向来是将信将疑，但这两件事未免也太古怪了吧？从大牢出来后，李光又拜访了负责验尸的二百五仵作张孟诚，按张孟诚的分析，曾善儿与李光死时颈骨寸断，力道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见，行凶者肯定是功夫了得，至少也得练过“鹰爪功”、“铁砂掌”之类的功夫，像梁钟宝这种街头混混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听到这，这李光觉心理便猜的差不多了，纵使张聪有仇家，其小妾曾善儿也不会与那些江湖大侠有什么瓜葛，之所以能让人把颈骨掐断，唯一的解释便是行凶者被鬼神附体，看来那些在襄阳府传了几十年的谣言似乎是真的，赵金舟的冤魂果然没散……
其实，作为李光而言，但凡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杀张文庸，便绝对不会打这些鬼鬼神神的主意，但眼下确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眼看着自己就要下台，一旦新任通判审查以前的公文，自己的死期可就到了，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把宝压在这些鬼鬼神神上，倘若真能把鬼神招来天衣无缝的干掉这个张文庸，再上任新知府再替换手下，这一整套流程走下来至少也得一年，这么长的时间就算不够堵窟窿，至少也够远走高飞隐姓埋名的。而就在李光因想出办法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问题又来了，要怎么弄才能让鬼神去害张文庸呢？难不成去把赵金舟的尸皮挖出来埋到张文庸家院里，别说自己压根就不知道赵金舟的标本埋在哪，就算知道，这么干恐怕先死的人也是自己啊。
说来也巧，就在李光由喜转忧，硬着头皮去张聪家附近勘察线索的时候，一个游方道人的举动引起了李光的注意，此人先是在张聪家左右转了半天，见得铁锁高悬后便一个劲的与邻居打听此户人家的去向，见此情形，李光赶忙上前施礼，并将张聪迁坟之后的遭遇悉数告诉了这个游方道人，听李光说完，老道也是一阵叹气，说此宅妖气弥漫必有恶鬼作祟，本想替其除妖镇鬼挣点辛苦钱的，没想到人都被官府拿了。
听道士这么一说，李光自然大喜过望，赶忙把老道请到了自己家里并摆了一桌上等酒菜，借着酒劲，李光把前几年由赵金舟的标本所引发的一系列死亡案例全都告诉了老道，并表明了自己此时的处境与自己打算杀张文庸的想法。
一听要杀人而且还是朝廷命官，这道士也是一阵犹豫，最后这李光一咬牙，干脆吐血开出了纹银三千两的天价酬金，明晃晃的银票摆在桌子上简直就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要说这个数目在当时而言可绝对是一笔巨款，新建一个与少林寺同等规模的道观都够了，你丫不是老惦记挣辛苦钱么？我让你一次性把八辈子的辛苦钱都挣出来，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一个游方道人哪见过三千两银子？看在银票的份上，这老道半推半就的也就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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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通判：官职名，在知府之下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
明朝时银子的价值概念：三千两银子在明朝价值几何？网络上流行的核算方式为以古今的米价为换算标准，明永乐年五两银子就可以买到约一吨大米，以现在每吨大米3500块左右的批发价折算，一两银子在明永乐年的价值约为人民币七百元，三千两就是210万人民币，但事实却未必如此，古代没有化肥农药，没有联合收割机更没有袁隆平这类超级水稻专家去发明高产品种，所以那时的大米应该比现在更具含金量，而且现在的米价是归国家调控的，并不能完全体现大米的客观价值，所以说一两银子七百块的“汇率”仅为非常保守的参考对比，其实际价值要远高于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