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的鲁鲁修说的没错，作为近代土地兼并最严重、土改过程最曲折的大国之一，布列塔尼亚的土地兼并问题可谓非常典型。
大体来说，布列塔尼亚的土地制度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6——7世纪，西班牙和英国土地兼并确立大地产制主导地位，殖民地逐渐陷入危机。
二、世纪，陷入革命危机的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并趁西班牙殖民统治崩溃进入拉普拉塔。
三、9世纪，近代土地改革的初次努力反而强化了大地产制，土地兼并在20世纪初登峰造极。
四、2世纪，土地高度集中导致的矛盾引发了布列塔尼亚联邦派革命和对外军事征服。
其中，前两个阶段属于传统社会，体现了西班牙殖民时代土地兼并的成因、特点和瓦解逻辑；后两个阶段属于布列塔尼亚时代，体现了布列塔尼亚在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土地兼并和矛盾问题。
在殖民地时期，作为土地兼并的结果，布列塔尼亚大地产成了有实权而无权威的独立王国。
6世纪中叶，当圈地运动“羊吃人”的在老欧洲的英格兰等地如火如荼地上演时，事实上羊进人退也是当时美洲历史最重要的情节。
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原住民的土地制度十分复杂，但总的来说，在西班牙征服后，原住民的大多数土地在产权上都可以视为一种古老的村社公有形式。
这种村社在印加时代被称为卡尔普伊，是阿兹特克和印加等帝国的经济基础。而西班牙人在征服整个美洲的（52年）之后，西班牙王室将许多印第安人土地以委托监护制的方式分给了征服者，作为对他们所立军功的奖赏，这也是拉丁美洲第一批大地产的来源。
但在征服后半个世纪当中，大地产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已经占据主导，印第安人公地村社依然是土地所有制的主体。
这是因为，庄园主们正在不断蚕食村社土地，但是速度根本谈不上快，一方面原因是印第安人的抵抗，另一方面原因是西班牙波旁王室有意限制大地产的扩张。
王室之所以警惕大地产，主要是担心土地兼并会带来封建化，进而削弱欧洲白人对于美洲的控制能力。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印第安人公社和大庄园一样，都是自给自足、生产效率低下的前现代化农业组织，但是从古代财政的角度来说，印第安人公社能够更稳定地向国家输出赋税和劳役，而大庄园则接近独立王国。
正因为这个原因，6世纪的西班牙王室一反常态的三令五申，要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除了宗教道德和政治合法性考量外，对劳力和财税的需求也是重要原因。
但从约590年开始，整个美洲的土地兼却急剧加速，仅仅三十年左右，大庄园已经成为殖民地农业经济的主导因素。
这次“失控”背后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点：
其一是背景因素，长达一个世纪的灾荒和瘟疫导致印第安原住民人口锐减，在575年左右抵达最低谷。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借鉴北美英国制度，采取撤村并居政策，使得大量土地废弃空荒出来，分给了那些从欧洲来的地产主（特别是放羊的牧场主们）。
其二是直接因素，西班牙波旁王室面临财政枯竭，这一点原因才是决定性的。
当时西属美洲的土地占用十分混乱，产权状况一团糟。但是抢占土地毕竟不是单向的，庄园主能够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村民也会占领大庄园主的土地，庄园主的产权要求和印第安人一样都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这种动态平衡拖慢了土地兼并的速度。
然而在59年，西班牙发布敕令，开始用承认土地产权换取庄园主的献金。大庄园主可以用钱买到对既有强占土地的承认，也可以买到对新土地的宣称，因此短短几十年间，大规模土地兼并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西班牙波旁王室自然清楚，这种财政策略实际上是饮鸩止渴，但它更懂得远水不解近渴的道理。最初西属美洲殖民地最重要的收入来自银矿，农业只是次要部门，因此成了牺牲的对象。
在6世纪末，西班牙正在和英法荷三国同时交战。财政危机逼迫君主采取短视的政策，纵容甚至加速大地产主权力的扩张，像法尔内斯家族、卡拉雷斯家族都是趁这个机会一举崛起为政治巨擘的。
而地方势力增强又会破坏了帝国中央长期收入来源。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导致殖民地欧洲人势力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