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国学季刊》，是北大国学门的一大举措，该刊问世后刊登了多篇经典之作，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
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首先肯定了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指出其缺点（一）研究的范围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
而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
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
2月4日，胡适根据新获得的材料对以前所作的《西游记序》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成了《〈西游记〉考证》一文。
3月4日，胡适应清华学校四位即将出国留学青年之请，拟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适在序言中说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
“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4月初，胡适开始作英文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一文，认为“此题甚不易作，因断代不易也”。胡适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宋代起，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清学之兴是第三期，文化运动是第四期。
在此期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19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张君劢（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日），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上海市宝山区人，政治家、哲学家，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他还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他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2）“科学的智识论”，（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丁文江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6）“对于科学的误解”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7）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8）“中国的‘精神文明’”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予以反击。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这篇“宣言”提出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胡适。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当年的11月，胡适作《科学与人生观》序，作为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他后来总结科玄论战的时候说“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