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周易》性质说
一、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性质的不同认识
1《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
从历史上的文献来看，是《左传》这部最早的史书里记载了《周易》事例。而从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至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超出《左传》里记载《周易》一书的时间。这是说从目前地下出土的资料来看都没有发现比《左传》一书更早有记载《周易》一书内容了。在前章里已涉及到《左传》里所记录《周易》这一名称，也已知《周易》一书最早出现是在公元前671年，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是追记陈侯的儿子，小时候被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进行了一次筮卜。这是史书里记载《周易》一书最早出现的时间了。并且通过那次筮卜的筮例里所出现的繇辞与现在通行本《周易》里的爻辞，是一字不差。已知《周易》就是一本书。也不可否认，有史书里所记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周易》，是以筮卜的面目出现。在《左传》一书里与《周易》一书有关的筮例，不下十几例。虽然《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筮例运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内容来联想、比类人事吉凶。这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事情，也只是春秋时期筮卜上的一个环节。而更重要的步骤是不能离开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八个“三画组合”的八卦符号，而取象八种自然物象来比类、附会人事吉凶。这八卦取象及一套符号工具才是筮卜的核心。而八卦卦术，是从“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东西。而这些内容本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只是史巫借《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成为八卦取象、比类、联想人事吉凶时的解读工具了。那不过是史巫的错误认识而已，并不因史巫使用《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作占辞解读人事吉凶，而就要扼杀《周易》的哲学性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春秋史巫用在筮卜上是事实，但春秋时期的史巫在筮卜时，起筮，解筮，主要是运用六十四卦画及《周易》里的六十四名称和几种取象来联想、类比、附会人事吉凶。而从“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卦画符号和八卦取象，这才是筮卜上离不开的两大内容，才是八卦筮术的运用工具。而这两大内容不是《周易》一书里始创与发明出来的东西，《周易》一书里虽有“六十四画符号”，但从现代的考古上，已发现了这些符号，早在商朝就已出现了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并且其渊源可能更早。这说明“六十四画符号”（或后人所称的“六十四卦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始创的东西。而《周易》一书是西周后期才产生出来，可那一套画符号，早在《周易》一书出现之前就产生了。如同甲子六十符号，在商朝甲骨上就已有完整的记录。后来甲子符号，不是同样演变成筮卜与八字算命里不可缺少的推演工具吗？若离开“甲子”符号，算卦与批八字等数术就无法煞有介事的骗人。难道“甲子”符号起初的创立，就是为筮卜设计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六十四画符号”（后称“卦画符号或八卦符号”）那样，起初同样不是为筮卜设计的，是人类早期符号文字的使用。对于“六十四画符号”的起源到演变成筮卜工具，本处就不多说，本书里的“《周易》与符号说”里有详论。
在对《周易》一书的最早认识上，史巫当成筮卜并改编使用，是史巫首先看到《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又有文辞，就改编为“繇式”结构，用于筮卜人事吉凶。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不等于《周易》本初就是为筮卜而创作。也不等于《周易》就是讲筮卜的。得看《周易》一书里说了什么？要看内容思想。而不应被《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抛开《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内容，而认为是筮卜之书。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数字爻题所迷惑。我们在《周易》符号与筮卜说都讲到了《左传》里的筮卜例子，看到那时的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有了《左传》里的那些筮例，就证明《周易》一书是筮书了吗？那正是被《左传》里的筮例所庶蔽了《周易》一书的真象，可另一面也正是由《左传》一书记载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证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历史真相。
《左传》里记述的筮卜例子，所运用的八种自然现象（即后来称作“八卦取象”）联想比类附会人事吉凶。而这八种物象，在《周易》原创文章里是根本看不到的，是没有这一说法的。那八种取象运用到筮卜上，本是筮术上的东西与《周易》无关。而后来出现的阴阳，五行，都套在《周易》一书的头上，可后人也就认为是《周易》里的东西了。
《左传》里虽然出现的以《周易》一书的文辞当占辞以解筮，但不等于说《周易》就是一部筮卜书。这与史巫的认知能力有关，不是《周易》的错。而在《周易》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师”篇中还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所用的称法与史巫筮卜时的称法有点相同，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在《周易》文本里，已讲述过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呢？
再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游吉，从楚复命回国，告诉子展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