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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1 / 1)

在《左传》里还有一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来说明事物的道理,同样不是用于筮卜的。如《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蔡墨。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周易》“乾”与“坤”篇里有关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并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筮卜,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这显而亦见是当作理论书来引用。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筮卜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精英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在《左传》一书里还有对《周易》一书的一种引用方式,不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阐明事理。

如《左传·宣公六年》:“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主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记郑公子曾对伯廖说过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直接来喻说事理。这里的《丰》之“离”内容正恰当的所隐喻的事理。果然时隔一年,郑公子曼满就被郑国人杀了。

又如《昭王元年》有一例,也不是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蛊”来说理。《昭王元年》里这样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卦符号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八种取象筮卜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八种物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那么《蛊》卦的画卦符号是:

(蛊)艮(上三划艮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

巽(下三划巽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

这是春秋史巫筮卜发展出的一套学问,已经不是《周易》原创里的内容了。这医和就是按筮卜卦学上的说法来解释“蛊”。这就是医和所说的“女惑男,风落山”的来历。因为“八卦”筮卜上,《蛊》卦符号里的“巽”卦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而“艮”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因为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时说,“病不可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意思“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叫做‘亲近女色,病同蛊惑。’这医和看病也结合《周易》一书来论病道,可说奇特,虽医和用《周易》“蛊”论病,如同采用春秋时期史巫筮卜上的那套说法,但并不是通过占筮而论,是直接通过《周易》里的“蛊”名,按“八卦”取象来论平公的病因。虽用的是取象理论,但与筮卜还是不同的。

又如《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周易》的表述与说法的内容也多了。我们在举《左传·宣公六年》(公元前602年)里记伯廖直接引《周易》里的《丰》之“离”而论事理,是以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丰》之“离”文辞内容来论说公子曼满的行为后果。到《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引《周易》“蛊”论事,也同样没有引用《蛊》篇里的文章内容。但是通过对“蛊”字的解释和《蛊》里的画符号的八种物象来论事理,这在《左传》里是交待的比较清楚。这医和与伯廖发生的事情已过去半年多世纪了。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过去三十多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里的说法则又不同了。已不再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这《左传》里记录最早出现的用《易》称当是韩宣子适鲁所看见的“易象”,那是三十年前的时候,而三十年后,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了。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哪么,是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但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无法明析这“《易》卦”的概念,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

这一段话是史墨回答主子赵简子的话,即没有用《周易》一名称,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新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是以“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句话意思是:“在”易卦“象里,代表雷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壮’。这是上天之道。”这里史墨说的话,是通过筮卜上一套说法,即“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而“大壮”卦符号正是所谓的“雷”(是八卦之一的震卦取象为“雷”),在乾卦(乾,也是筮术上的八卦组成之一。八卦里的“乾”与《周易》一书里的《乾》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之上。这里说的话是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取象得出的。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筮卜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筮卜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内容说事情。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在《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筮术内容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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