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再来看《易学基础教程》的作者通过“李学勤先生对此做了一个检验”所得出的说法和李学勤原初的说法：即“受宠得当，无所不利。而且君子居之，人民赖以安定，好像乘上车輿一样。这与要贞问的事情正相一致，而且大吉大利”和“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
《易学基础教程》作者和李学勤的这些说法，是通过对今本《周易》《剥》里的两个爻辞内容所作出的解释说法。假使他们这种理解的准确，但也与“中方鼎”铭文里的“唯臣尚中臣”不大关系吧？况且他们把《剥》里的两句话，从翻译理解上，既断章又舍字，即把“贯鱼”舍弃不译。却不知又如何得来“君子居之，人民赖以安定”这种说法根据。又怎能与“好像乘上车輿一样”有关呢？并且《剥》里也没有“大吉大利”的表述。而恰恰相反的是，《剥》的命题是“剥，不利有攸往”。即使今本《周易》《剥》卦里的这两句爻辞之意也与“中方鼎”铭文所记的赏赐之事不搭边，如何能认为“这与贞问的事情正相一致”呢？也非是“合乎情理的”。本身“中方鼎”里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并没有出现与《周易》里的《剥》、《比》中相同的爻辞，也没有所谓的“卦”名称，怎能认为“代表的就是《易》的卦象”呢？况且《易学基础教程》所引用李学勤做的一个“检验”。还还原成《剥》和《比》两卦符号，而认为“中方鼎”上刻写的是《剥》与《比》两卦，依《左传》和《国语》的筮例，认为它们之间应该是变卦的关系。对于《左》、《国》里的筮法说法，我们已在前面的“《周易》文本说”里涉及过，已知《左》、《国》里记载的筮例并不是“变卦”筮法，而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剥》中也没有以“比”作繇题的，《剥》之《比》说法是个想象的错误说法而已。
总之，《易学基础教程》里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是个错误的解释。“中方鼎”里的最后一句话也不是贞问的卜筮辞。《周易》原创不是卜筮之书，在“中方鼎”时期《周易》还没有成书，更没有今本《周易》结构形式一书，何来以今本《周易》里的“剥”卦两爻辞作“检验”呢？“中方鼎”上的两组符号，既不是“数字卦”，也不是《易》卦象。那只是两个“六联体”画符号而已。为何不把这些“六联体”符号出现在商周不同器物上，作为一种符号标示使用去理解呢？
以上我们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和“中方鼎”这两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以及文辞内容进行分析，已知这两个器物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与刻辞不是卜筮的关系，那些“六联体”符号并不是用于卜筮的“筮数”（或称“数字卦”）或“《易》卦符号”。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三个示例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和刻辞，分析这些“六联体”符号是否表明是占筮符号的记录呢？
这另外三个示例器物之一：
即“图一”：“安阳四盘磨村卜骨”。这一卜骨上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其中两个“六联体”符号后各刻有两个文字。下面就是“四盘磨村卜骨”的摹本与释文：
(图片略)
这一件“卜骨”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且有两个符号下各刻有文字两个。对于这件“卜骨”上的文字释文与解释，笔者见于张政烺先生《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现摘录如下：
“四盘磨卜骨字小，横置，与殷墟卜骨不同……七的数字变成卦爻是乾坤，下有“曰魁”二字；八变成卦则是离坎，下有“曰隗”二字。乾、坤、离、坎在八卦中是重要的卦，正倒不变样，它们配对凑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不像筮占的结果，而可能是一部筮书的篇首，被习契的人刻在这里。魁和隗当是卦名，犹《周易》称这两卦为否和未济。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
这是张政烺对“四盘磨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所作的解释，即“试探”《连山》筮书的假说，不过张政烺先生倒是认为这则“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不像筮占的结果”。
其后张政烺在其《易辨》一文里也涉及到这则“卜骨”上的符号和文字的说法，现摘录如下：
“用奇字为阳爻、偶数为阴爻进行画卦，使我满意的是四盘磨卜骨，上有“曰魁”和“曰隗”（这两个双引号内，即曰魁、曰隗前的空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即上面“四盘磨村卜骨”的摹本上有字的“六联体”符号，因无法打出，故笔者此处说明），两卦并列，从数字看容易滑过眼去，按奇偶画成卦爻则为〈?〉（此符号是上下排列，下一符号相同，笔者注）、〈?〉，乾、坤、离、坎四卦搭配整齐。我疑心这是《连山》久佚，不能知其卦义，试以《周易》说之”。（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第41页）
而对于张政烺先生就“四盘磨卜骨”的释文说法，李零就持否定说：“四盘磨卜骨有三组卦画，先生把“七八七六七六”下的字释为“曰隗”，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先生把“七五七六六六”下的字释为“曰魁”，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因为释文改变，先生以之为《连山》首卦的猜测不免落空”。（读《张政烺论易丛稿》李零）
虽然张政烺不否认自己对论《易》上的只是些假说，但张政烺在论《易》上所引用的材料及表述上所出现的错误，就可想他的论《易》结论正确与否。张政烺尤其是他把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属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解释为“数字卦”，既是个凭空想象，又是个错误命名的说法。
也正如李零在读《张政烺论易丛稿》中所言：
“我并不认为，老师的学说就不容商榷。……大陆学者讨论“数字卦”，积半个世纪之努力，虽然意见不尽统一，过程时有反复，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很大突出。……李宗琨抓住这种表达方式不放，以为张先生是以《周易》简单比附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这是见其小而忽其大。其实张先生要论证的是，《周易》是从早期数字卦发展而来，而不是等于早期数字卦。两种数字卦，可能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关于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只要不带偏见，只要有足够的理解力，在张先生的三篇文章中，你会发现，他始终认为，早期筮法是个很大的谜，因而并未为这个问题下最后结论，也不认为现在可以下这个结论，更没有认为大家不可以讨论”。
从李零读《张政烺论易丛稿》一文中所知台湾学者李宗馄（李零读《张政烺论易丛稿》一文中误为李宗琨，其后被纠正）先生批驳张政烺“研究全是主观臆说，大陆学者都是风行草偃”，笔者倒是认为李宗馄所言很是有见地的。因为张政烺的“数字卦”说，确实是个错误的命名和主观臆说，而且还有很多知名的学者跟着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把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卦”的始作者张政烺，我们不能不认为张政烺在《周易》学术上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
譬如，张政烺的《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补记”中关于青墩遗址出土鹿角上的刻纹而释读为“易卦刻文”的错误说法。而造成众多学者跟风以讹传讹的引证，错误认为“易卦符号”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