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将张政烺的此文中的说法摘录如下：
“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与探寻易卦起源地的问题”。（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第23页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张政烺的这篇《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文章，最早是在《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研究所谓的“数字卦”者，一般也就认为所谓“数字卦”（或称“易卦”符号）早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这种说法就是根据张政烺所根据青墩遗址出土鹿角上所刻的所谓“易卦”符号的说法。笔者首先见于这种说法的是王先胜的“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一文里的引用说法，现摘录如下：
“张政烺先生破译数字卦后，意味着《连山》易、《归藏》易的存在已具有某种可能，甚至“伏羲画卦”的传说也可能有某种真实性。但这种状况和局面显然是那些坚持八卦起源于商周龟卜的学者所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所以他们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想办法否定数字卦的存在和成立……由于崧泽文化中的六爻数字卦年代约在5500年前，历两千多年才到达晚商时候。论者既将大量的商周数字卦视为“痕迹”，则早于商周两三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数字卦再称为“筮卦痕迹”也不是很妥当。所以为了否定六十四卦在新石器时代的存在，为了否定六十四卦在商代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意味着八卦并非源于商周龟卜），为了消解数字卦的存在对那种仅凭传统观念和表面印象得来的认识的威胁，为了保护业已站不住脚的八卦起源数卜论、龟卜论，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郑万耕著《易学源流》8——9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版）。注意，“单个的数字符号”根本就不是数字卦了，八个数字而已，而且分刻于八件器物上！请对照张政烺先生的原文：“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以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王先胜的这篇文章在网上是很流行的，即网上很好查到。笔者是在“国学论坛”上看到这篇文章，并知王先胜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4年8月）
笔者看到这段话很纳闷？王先胜的这种表述似乎有点矛盾。若王先胜认为郑万耕是“为了保护业已站不住脚的八卦起源数卜论、龟卜论，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的话。可为何最后作出“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的这种结论。既然郑万耕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那么，郑万耕的“介绍”岂不是真实可信了吗？这不是与王先胜先说的“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的说法岂不是矛盾的吗？难道王先胜最后得出的“相信郑万耕先生对崧泽文化数字卦的介绍不会是偶然的疏忽和失误”这句话，是隐喻着郑万耕是故意的行为了，即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的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明明如张政烺所说的是易卦刻文八个，而你郑万耕是故意视而不见，却“篡改”其说法。即无论如何，但通过这段话却使笔者知道了还有人对张政烺引证所认为的最早“数字易卦”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可关系到“六十四画符号”产生上的断代问题。由此，也就使笔者重视张政烺所对青墩遗址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说法的真实性。稍后笔者又在网上看到《周易八卦起源进化史》的贴文，此文里也有一段相同于“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纱——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一文里所引用的内容，现将此段内容摘录如下：
“青墩遗址及青墩数卦青墩遗址在江苏海安县西北约28公里处。它座落于苏北平原，这一点对我们很重要。1973年8月，江苏海安县沙岗公社青墩村开挖青墩新河，发现了石器、陶器、骨器和鹿角、兽骨之类的东西，引起考古人对这一地域的特别关注。1976～1978年，南京博物院、南通博物苑先后三次，发现石器、骨器、玉器、陶器，还有稻粒、核桃、菱角、麋鹿等生物化石。专家们认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后经炭14测定，该遗址的年代距今5015±85年(树轮校正值6525±110年)。根据对青墩遗址上、下层遗物的判断，青墩文化年代大约为至今5300年至4600年，延续700年左右。
在青墩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1979年出土的带有刻划符号的麋鹿角。考古专家一经将这些刻画符号写进报告发表出来，立即引起易学界、数学界和语言文学家的高度重视，许多人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殷墟甲骨文还早2000多年。海南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耿济首先撰文，认为那是最古老的数字。无疑，数字就是一种文字，最古老的文字可能就是数字。
不久，张政良在发表于1980年第四期《考古学报》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还谈到麋鹿角上的刻符，他写道：”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栖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以据此探寻易卦起源地点问题。”张政烺把易学史提早到新石器时代青墩数卦，颇有创见。
易学家郑万耕在其《易学源流》（郑万耕著《易学源流》8--9页，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中的一句话把我闹胡涂了，他写道：”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既然是”单个的数字符号”，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数卦，只是8个独立的数字而已，而且还分刻于八件器物上！
完整破译商周数卦的张政烺是一位积厚薄发的严肃学者，还不至于对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看走眼。张政烺说”有易卦刻文八个”，并举出”三五三三六四”和”六二三五三一”这两个数卦，共有营数12个。我想，张政烺所说的有”易卦刻文八个”，可能是说有”易卦刻文八处”。果真有有刻文8处，每处都是一个6数卦的话，共有数字48个，那么计算青墩数卦的营数概率分布时，精度一定非常之高，可得出毫不含糊的结论。但是，我遍查资料，都查不到除了张政烺所例举的两个青墩数卦之外的任何资料。不知是否有网友知情，望能告知。”
这段文字是笔者在百度贴吧——历史研究吧里看到的《周易八卦起源进化史》题目里的《卜种起源》贴文里的说法。这段内容在历史研究吧里发帖的记录时间则是2009年9月29—30两日。并得知此文的作者就是在1994年发表于台北《中华易学》杂志上的《大衍在召唤》一文的作者李连生。
以上我们看到王先胜和李连生两位都引用了张政烺关于对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说法，也都又引用了郑万耕质疑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数字卦”之说。这两位引用的资料内容一样，所表述的结论观点也基本一样。虽然李连生那段话里的最后对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说法的有点迷惑性的结束语，而最终不影响他认为“完整破译商周数卦的张政烺是一位积厚薄发的严肃学者，还不至于对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看走眼”的这种对张政烺的青墩遗址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说法的相信。而王先胜也认为“为了保护业已站不住脚的八卦起源数卜论、龟卜论，郑万耕先生便将张政烺先生所说崧泽文化中的八个六爻数字卦篡改为‘江苏海安县青墩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八块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单个的数字符号’”，这也表明他只相信张政烺对青墩遗址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的说法。笔者看到这些对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的引用说法，使笔者心存疑惑越来越重，并一直留心于青墩遗址的麋鹿角上的”易卦刻文”的说法的真实可靠性。后来终于看到青墩遗址的麋鹿角图片和有关新的说法，才真相大白。才知张政烺的引证说法是个很不严肃的错误说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