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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萃》篇里的“有孚”思想
《萃》里说：“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萃》里又说：“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萃》篇中出现了三个“孚”字，这是强调“爱民”是立国行政的根本（即“以民为本”）。“萃”是指劳苦，类似后来所讲的举躬尽萃。《萃》篇讲述的是在位者应劳苦用心的去做事。而在位者劳苦用心的去做事的根本应是“有孚”（爱民）。如同毛时代大力宣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原则。不过《周易》时代不叫为人民服务，但含义相同。那是让在位者（“君子”)去爱百姓(“小人”）。若“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这是说：“关爱百姓，不能坚守始终，将起纷乱与忧虑。若发号施令，一定遭受讥笑与耻辱。”“孚”是在位者（“君子”）劳苦工作为民的根本政治目的，所以“萃在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这是说：“在位者，既要劳苦用心的去工作（勤政为民），没有过失，又不失掉爱民的本色，自始至终应把勤政爱民做为坚守的正道，就不会出现错误，也就没有悔恨发生。”这是强调在位者既要劳苦用心的去工作，又要坚守爱民为执政的根，即“勤政爱民”的执政观。“有孚”是“君子”治国安邦的政治纲领。
16、《井》篇里的“有孚”观
《井》篇是通过水井来比喻养民，惠民，爱民的治国道理。《井》篇文章最后说：“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这是说：“汲井水后，不要覆盖井盖，以爱为本，大家都能得到好处。”这用水井，汲水后不要盖井盖来比喻养民、惠民的政策是畅开的。才“元吉”。“元吉”的用词是指最好，最正确的行为结果。总之，这“元吉”是形容词，也是“判词”，是形容最正确，最上策的事情结果，才用“元吉”。这里所用“元吉”，正是体现“有孚”是“君子”治国理民的根本政治方针。
《井》篇是通过水井失修到修复，人们能食用井水来比喻政治上养民的道理。政治上若像水井那样长期失修，就失去了养民的根本。政治失修，也就失去了人心，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了‘天下’。
《井》就是通过对水井的一系列日常生活所见事情的描述，来比喻治国的道理。中心是为“君子”讲述的爱民，养民，取信于民的政治道理。“有孚”就是爱民的实质内涵，是先儒建构的民本理念；是后儒“民为贵，君为轻”本民思想的先声。但“民本”不是“民主”，两者虽都是政治概念，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民本”思想是君主政体的治国策略，是让君主关怀百姓，以调和社会矛盾达到君主统治之目的。“民本”思想是让君主（统治者）去关怀爱护人民，后儒把“君”（包括官）与民的关系比做父子关系，这样民就是隶属于君，并不是主体的平等关系。民主政体里的主体是平等的，而民本思想里的主体是不平等的，是从属关系。“民本”不是“民主”，反而“民本”思想的强化，而制约了思想的蒙发，从而抑制了政体的产生。
17、《革》篇里的“有孚”思想
《革》篇里一共出现了四个“孚”字，一篇文章本没有几段内容，却有四段内容强调“有孚”这一民本思想，即执政为民理念。
我们再看一下《革》篇原文：“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巩用黄牛之革。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悔亡，有孚，改命吉。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君子豺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篇是论述“改命”（革命）的问题。作者是赞扬“革命”。这《革》里的“改命”，就是指打破旧局面，开创政治新局面。在《周易》之前的“命”，就是“天命”思想，《周易》里的“改命”，就是要打破旧思想，旧观念，要进行的是“革命”。但革命的根本是建立在伟大人物（“大人”），即政治巨人的领导下，才能取得人民信任与拥护而开创新局。如何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那根本就是在于爱民。这如同毛被他的人民称为伟大领袖的那样，毛把打天下的方针策略建立在为百姓（“工农”)的根本利益的宣传与践行上，才迎得穷苦人的支持。《革》里的“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就是这个道理。“革命”是建立在“大人”（即精英人物）领导与“有孚”为本的准则上，才能成功。如能冲破重重阻力推行改革开放？同样因为他是政治巨人。又如台湾能推行民主进程，开创政治新局，同样是有了蒋经国这样的政治巨人。
18、《丰》里的“有孚”信念
《丰》里说：“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这是说“盛大的局面，如同日中的太阳被黑暗遮蔽着了，中午时却出现了北斗星，这种情况使人产生疑虑和心病。若发扬爱民的精神，才得吉祥。”
《丰》篇是通过日食现象来比喻王朝政治黑暗，造成社会的衰败。但要扭转社会衰败局面，还是强调的是“有孚发若”，即把爱民的行为发扬下去。
19、《中孚》里的“有孚”思想
《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中有一篇以《中孚》为名。“中孚”之意就是中正不偏的去执政爱民。
《中孚》开篇说：“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这是说“中正不偏的去爱民，即使用小猪和鱼献祭一样的吉利，利于拥有江山社稷，利于未来。”这无疑是把“有孚”做为执政纲领看待。
《中孚》里有一段拟人化的鸟儿问答，即仙鹤鸟和其小仙鹤的和答，无疑表明“中孚”思想内涵。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段话直译是：“仙鹤鸟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小鹤鸟在旁应答。我有好酒，愿与你一同共享。”“鸣鹤在阴”意境极美，音韵节奏是诗之特性。“其子和之”洋溢着亲子之间最自然的交流和感动。“爵”是酒器，“好爵”表示是装有美酒。“靡”有望风披靡，倾心醉倒之意。这句子虽是运用的比兴手法，但通过比喻，无疑揭示了“中孚”思想内涵，即上下（“君子”与“小人”）应建立的亲和关系。
“孚”本义是大人用手抚爱小子。《说文》解释为“禽鸟伏卵”。同理是一种母爱的体现，这在《姤》里无疑得到证实。
《姤》文里说：“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豖孚蹢躅。”表现了母猪哺乳小猪的天性母爱本能。这里所用“孚”字，表情达意，再么恰当不过了。“孚”的含义，用在政治上，就是“爱民”之本义。让“君子”（统治者）如同母爱般的呵护与关爱“小人”（被统治者）。所体现的是“上”对“下”，“君”对“民”的体恤爱护之意，也就是所说的“民本”之思想。
这段“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现体了“中孚”的核心思想，也是先儒建构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令人神往的和谐社会。
老鹤鸟与它的小鹤鸟的一唱一答拟人化的象征，诠释了“孚”的政治内涵。通过这一段美伦美奂，如诗如画的表现，给人是一种多么美好与和谐社会的向往。“我有好酒，吾与你一同共享”的大同世界，这就是《周易》里建构的和谐共享的理想社会。这种和谐社会，就是建立在“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执政理念之上的希望结果。
《中孚》里又说：“有孚挛如，无咎。”这意思是：“有了爱，才能联结人心，没有害咎”。这正是《周易》作者希望实现和谐社会之根本。
20、《未济》里表述的“有孚”理念
《未济》是《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的最后一篇。“未济”直译是“涉河没有成功”。如同孙中山临终遗言，告诫其党的同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需努力”的道理那样。这“未济”的意思也是告诫“君子”们，事业尚没有成功，前进的道路还很曲折，应继续努力，在前进的道路上，应是“坚守正道，前途才吉祥，没有悔恨，君子的使命与光荣，在于爱民，这是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的含义。这也是君子努力向前应坚守的根本。“有了爱民，也就有了礼仪规范，没有过失。而如同过河水浸湿到头顶，那正是丧失了爱民，才导致灭顶之灾的发生”。（“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这是从“有孚”正反两个方面阐述其政治道理，既坚守，还是背离“有孚”其结果是两种的前途命运。
《未济》的中心思想是表述“君子之光，有孚，吉”的政治理念。强调了“有孚”做为君子安邦治国的执政根本准则。“有了爱民为本，就有了上下的礼仪规范，若是丧失了爱民的原则，就如同过河水没了头顶，就引来的是灭顶之灾”（“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这是告诫统治者，应清醒的认识危险是来自于失掉爱民。也就是失去民心，就会推翻统治地位。这是教育君子时刻要牢记爱民是安邦治国的根本。
《周易》里的“有孚”，无疑表述的是君子之治的执政原则。君子是治国的主体，而“有孚”则是治国主体施政的内容，即对“小人”实施的爱。这就是先儒建构的“民本”理念。
从《周易》一书里的“有孚”之论来看，充分说明《周易》这部政治哲学，是要建构“道德之国”，而不是“上帝之国”，也不是之国。《周易》里的政治学说，是要建立和谐社会。而和谐的基础就是建立在“有孚”（爱）之上。“有孚”的政治内涵就是让“君子”（统治者）爱“小人”（被统治的百姓）。这就是后儒孔孟所讲的“仁政”（或“王政”），后儒用“仁爱”取代了“有孚”，但政治内涵则是一脉相承的。
“君子”治国之道，是“有孚”，“有孚”成为“君子”执政的政治原则，方针，即遵循“有孚在道。”
“君子”与“小人”之间建立起和谐，就是“君子有孚于小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保证。“有孚”成为统治者（君子）与被统治者（小人）通向和谐的连结纽带与桥梁。
“有孚”就是“爱”，是让统治者对“小人”（百姓）关心爱护，犹如现在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理念。
《周易》表述的“有孚”，无疑是“民本”政治理念。让统治者行施“仁政”（爱人）才能出现“有孚，惠我德”的上下受恩相报的“和谐”相处的社会。“君子”爱“小人”，“小人”再“惠德”给“君子”，上下和谐，就出现君爱民，民忠君的“理想国”。
《周易》里的政治理想，其主体而论，是一部“君子论”，是论述了贵族（君子）等级统治里应行的“道德之国”。是为“君子”之治提供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和方案。《周易》并没有对王制制度的歌颂，但也没有对王制制度的否定。而向往的是“君子”之治，走封建贵族（“君子”）统治之路。这种向往的封建贵族之治，实则是维护了西周宗法分封制。《周易》里的“君子”之治归根到底不排击周王拥有天下的现实制度，但周王名义上拥有‘天下’。而“君子”（贵族统治阶层）治国体制模式与后封建社会的帝王制度是有区别的，严格的讲是有本质的区别。
《周易》建构的“有孚”理念，为贵族（“君子”）统治者指明一条政治途径，为后儒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希望和安慰。后儒不以余力的在“君子”人格和仁政学说上反复雕琢，没有走出让诸侯王（国君）以德治国这一人治学说。从没有设计出与君王制度相抗衡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在君主制度外设计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而是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制度”（刘泽华《王权思想论》）。不过后儒与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学说不能与《周易》里的政治学说相提并论。《周易》里的“理想国”，不是君主，而是“君子”共治，而把“王”推向虚设的位置。
后儒政治思想，是为王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过程。王权不可逆转的路径，是先秦儒家政治理论的践行，无疑是历史的必然。孔子是后儒学的代表人物，是先秦儒学文化的承上启下者。孔子的“理想国”是恢复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孔子为宗法等级制度，完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伦理道德政治学。孔子的理想国，就是伦理道德之国。是《周易》建构的君子道德治国理论的深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有序的伦理道德政治的理想国，为君主等级铺平通往的路径。孔子晚年好《易》，正是从《周易》里吸收了思想营养。孔子的君子之论，无疑吸收了《周易》与“易大象”里的“君子”理论，而丰富发展了“君子”理论。孔子的“仁”（爱人）的思想，一样是《周易》有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周初的“德”，西周后期《周易》里的“孚”，春秋战国时期的“仁”，是先秦儒学以“德”治国发展的脉络。这均是为人治而赋予的道德理想化的政治学说。成为人治的理论基石。如孟子极力倡导的“王道”，认为国君只要关注百姓疾苦，就可以“天下归心”。如何实现呢？同样是把希望寄托在国君的道德自觉性上，那么，如何保证国君做到这一点，孟子同样没有做制度性的设计。“道德性”只是软约束，以道德治国的理想社会最终只是一种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