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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里的“有孚”，称法上虽区别于西周初期的“德”，又区别于后儒（孔孟）道德政治哲学里的“仁”。但《周易》里的“有孚”思想，却是先儒建构的“民本”理念，是后儒在此基础上继承与发展了“民本”思想。
“有孚”就是“仁政”，“仁政”的内涵就是“仁者爱人”。“有孚”就是让“君子”爱“小人”。而仁政同理也是让君主去爱百姓。《论语·颜渊》里讲：“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类下》里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孔子讲的“仁”，即爱人，是指君王对百姓的爱。故“仁”是《周易》“孚”的词语转换而已。
儒家仁爱，是让统治者爱百姓，是等差的爱，而不是平等之爱，体现的是统治之术。是孟子所说的“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在于先秦思想家看来，真正构成目的性之本是宗法血缘等级制度。正如墨子认为“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墨子·尚同》），其目的是维护君主制度。先秦诸子百家者，皆是为君主献计献策者。孟子说“诸侯有行仁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若诸侯王行孟子提出的仁政话，七年之内就能得天下。那么诸侯王实行仁政的目的是取得天下。“仁政”是一种得‘天下’术。而如秦王并非实行的是“仁政”，却得了天下。那么，孟子的政治主张只多是“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即辅助执政者的人只多是离开与搬走而已。若实行的是高压与恐怖政策，如何离开？向那里搬？这“仁政”又显得是多么苍白无力。
统治者无不体察认识到“民”是国家统治之根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是一种治国根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是一种治国之术而已。
“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责任良知的理论预设。
儒家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似乎形成了儒家政治观上的“道德决定论”。道德性完全是依赖于自觉的心性修为，并没有外在的强制性。而且很容易在非道德动机的驱动下，败下阵来。正像梁惠王那样，他只爱女人和钱财，孟子有怎奈何他呢？显然是儒家的“道德之国”的制度设计有缺陷。正因如此“道德性”在人治里成为虚设或虚伪的政治口号而已。只有在主体平等的法制之下，才能真正彰显出道德仁爱之心，否则道德治国之说只是欺骗和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事实上传统里的政治哲学，只是一种道德治国的乌托邦。
先秦思想家们建构的“君子”道德治国理念，被后封封建社会里帝王所窃用，并自我标榜以德治国。不过历代所标榜的“以德治国”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且看胡守钧的《君子国的悲剧》一文中的说法，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
“且听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后的感叹：‘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致函老友许寿棠，宣示了《狂人日记》的宗旨便是揭露中国吃人的历史和吃人的社会，＂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为什么美妙的君子国理想，宣传的是人爱人，而实际带来的却是人吃人？
如果君主政体能按照仁爱的原则运作，当然会呈现人人互爱，天下太平的景象，这正是孔子所希望的，为此，他要求君主“为政以德”。自觉守礼，爱黎民百姓，不可＂言莫予违＂，搞一言堂。天下安危，国家治乱，民众祸福，唯系于君主的品德。若君主违礼不仁呢？大臣应诤：＂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甚至犯言直谏；＂勿欺也，则犯之。＂促使君主守礼行仁。君主若拒不纳谏该怎么办，按照礼的规定臣民们不是要遵守君臣之义，思不出位吗？
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个第一难题，迫使汉代大儒董仲舒请出天来助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宣祝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天无知无识，呼天何用？
凡是一股力量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形态，不管名称为何，皆是独裁政体。孔子所提倡的君主制度，无疑属于独裁政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总是竭力行使权力，直至甚至所达到极限为止＂。（《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尽管《论语》描绘出一派人人互爱的理想景象（这正是孔子的魅力所在），然而一旦付诸实践，君子国理想的全部优越性便会荡然无存。君子国的精神——人人互爱，因为缺乏可操作性，根本无法实现，始终是海市蜃楼。君子国的结构——贵贱有序权力独断，则是历代独者的利刃,并成为吞噬人肉的机器，而且悬挂着人人互爱的旗帜。”
这确实是后封建社会里的真实。虽然后封建社会社会里历朝无不把儒学遵奉为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可结果是为了江山，为了权力而“吃人”的残暴之国。并没有出现“仁爱”之国。那么要问这是因有了孔子而导致的结果吗？是孔子的罪吗？难道孔子不该有思想吗？孔子后的社会，不能归罪于孔子。而应是孔子后社会里的人应当承担。如同我们现在是非如何，还能归咎于孔子么？我们现代人的前途命运，只有我们现代人决定。
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不是孔子所决定的，也不是孔子所能设计的。孔子不应承担后人的罪过。
正是中国第一次哲学突破，即《周易》哲学突破，突破了神学，建立起人文道德政治哲学，才有了后儒孔子之学，并排击了神学，而使中国没有滑向宗教之国。虽因先秦诸子之学使中国政体滑向帝王之国，也并不是先秦诸子之错，而是后封建社会里的精英们的错。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了哲学突破，即再没有了新的思想提供给人们。思路决定出路，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出路。自是沿着老路走，一走就是两千多年。后封建社会里的“精英”人们只有咀嚼“五经四书”。相比西欧同样走过上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到近代终于有了哲学上的突破，有了新思想，才引来了新出路。历史的看待中国文化，不是孔子的罪。那么是谁之罪呢？是后来人的罪，即后封建社会里的人之罪。当然导致中国文化的连续而不被中断，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前人提供了思想学说是前人的伟大。先秦诸思想家提供了思想学说，是先秦思想家们的伟大。但后人应在前人的学说上进行批判与完善。但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批判，更没有怀疑。把先秦儒家学说奉为经典，在政治干预下，成为思想界的垄断地位，那是后封建帝王时代的统治目的。如同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只有神学哲学。但最后从神学哲学中突破出新哲学学说。而我们历史上只有一次哲学突破，就是《周易》哲学，先秦诸子之学，只是《周易》哲学的承继与发展，而并没有突破。可我们的后封建社会里不但没有哲学上的突破，而且却是个倒退。
这是说不能怨咎先秦诸子的思想，虽然《周易》架构的是“君子”仁治的道德之国。但毕竟突破西周的神学思想，为人类提供了新思想。虽然没有在君王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来，那是《周易》时代历史文化所决定的了。故《周易》哲学思想的伟大，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周易》为当时提供了很多新思想。
总之《周易》架构的“君子”这一政治理念对后儒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由此架构起的“君子”与“小人”这种二元政治统治模式对中国官僚体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