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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丸山真男的论述，已知中国历史的特性。正是父权家长制社会的政治结构，适应了儒学的那套方法与理论；也正是儒学的那套思维方法与道德政治理论，是父权家长制文化土壤里生长并渐渐成熟。由此，儒学思想并深深地浸透了那种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意识依赖并反映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人们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过程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内容都是源于社会存在，反映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依赖并反映社会存在，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之间变化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当社会存在变化以后，后来的社会意识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并起作用。另一种情形是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发展趋势。
而哲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哲学所反映的社会意识，也存在有进步与落后的意识。
恩格斯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6页，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归根到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基础决定论者。西方的社会发展是经济支配社会的过程，“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古代社会则是个政治（即权力）支配社会的过程。西方是经济实力制约着权力集中，而中国正是政治权力干预着经济，制约着经济发展，始终是强大的政治权力在支配着社会。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面特性。
如何导致中国权力支配社会？如同中国哲学如何与古希腊哲学如此的不同的道理一样，都应是与其社会历史时空条件分不开。
为何希腊哲学是“爱智”，是追求知识的学问，即追问“正义”，“公正”，“真理”的学问。而如何中国古典哲学不是“爱智”，即不是追求知识的学问，而是统治术，即讲治国之术，治民之术。不但不爱智，而且孔子与老子（当然《老子》一文是后人假托老子所写，也就形成习惯的思维，认为是老子的思想了）恰恰都向往的是推行愚民政策。如《论语》说：“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里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一言之蔽之，民主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基础。而“父家长式”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东西方古典哲学建立的社会基础不同，自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的意识不同，其结果的发展路径也不会相同，这似乎都是历史的必然。
通过以上的比较，由此而知，古代中国哲学家特别关注王权统治术，先秦哲学常常与政治伦理思想融为一体。而古希腊哲学思想则往往同自然科学知识交织在一起。中国先秦哲学核心是“内圣外王”的政治学，哲人们都热衷的是“王政”，而围绕着“王政”进行的“道德”（或叫伦理）说教。
古希腊最早的哲学是自然哲学，非常关心自然，热心研究自然问题，探讨自然的世界，为科学的思维奠定了基础。古典时期的柏拉图创建欧洲等第一所学园，不仅传授哲学，还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而我们的先秦除王权王霸学说外，就剩下的是巫术及神秘主义思想了。
中国哲学注重直观思维，注重对事物的直观感受和切身领悟。由此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的形式逻辑，因而往往带有直观性，臆测性，诗意性的局限。常常缺乏对客观事物复杂关系的逻辑分析和理论论证。
古希腊哲学则比较注重逻辑思维，喜观对事物作细致的解剖和严密的推论，由此形成比较发达的抽象思维及一整套逻辑推论的方法。
东方思想核心，不在于增进积极的科学知识，只在于能够“明于治乱之道”和宣扬“内圣外王”之道。为统治者述求一种理想的人格，从而为封建氏族父家长制统治服务。
先秦虽然出现百家争鸣，但无不关注的是王制的思想与王制主张，而很少有关注的是个体的“人”或“精神理念”，最终随着王权思想的加强哲学滑向神秘主义。先秦哲人们是生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之下，维护的是家长制的王权体制。
古希腊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手工业和农业分工比较明显，商品交换比较发达，城市成为商业手工业经济的中心，城邦林立，每个城邦（国家）是独立的，没有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没有统一的统治思想。城邦的公民亨有民主权力。他们重视现实，重视金钱，重视自然，为了发财致富，热心于自然现象的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都很重视演说和辩证，重视逻辑论的过程。他们讲求概念的清晰明白。而中国古代哲人，还处于诗性思维，贯用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先秦的诸子之学，过于依附于政治，甚至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和工具。从而削弱了哲学理论自身发展及相对独立性。因没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发达形式逻辑，影响了哲学理论的系统化，所论之题不是只言片语，就是前后矛盾，互相冲突。
特别是古希腊由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人们很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在梭伦政革之后，实行民主政治和陪审团制度，演说和辩论十分流行，演说甚至成为当时成名致富的途径。城市有专门教授演说术，修辞术的学校。这些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研究，推动了形式逻辑的充分发展，以至于对古希腊哲学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希腊的这些在古代中国都不曾出现。先秦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诗性思维地步。这正如张光直所讲的两种世界模式，在中西的产生。一个是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另一个是连续性，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
我们通过以上中国古代与古希腊文明之比较，即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对比，不难发现，导致两地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是与其背后的经济方式有关，即商业与农耕的生活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