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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物质文化，同时也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观念，信仰和制度。
欧洲发展出了重商主义传统，中国则走向重农主义，其根本是在于地理环境因素。
欧洲没有像中国实现大一统，实在是因地形破碎分裂所造成。使得欧洲的国家规模历来较小，而统一全欧洲的事业难度又很大，多国林立的现实使得贵族在国王面前有实力保障自己的私有财产，最终保障了自己的自由。而中国的地形，中原一片平原，几乎没有地理障碍，有北向南统一，往往实现王朝的统治大业。王朝的中央集权又太强，所以任何臣民的实力都无法与帝王的集权实力相抗争。而中国又是一个文化传统不曾断裂的民族，文化传统又成为中国人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势，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主义”，主义的文化核心是“三纲六纪”，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等级的伦理政治观念。这种产生于血缘宗法制里的文化传统，到了中国近代都难以断裂，已然是护围帝国的钢铁城墙。如曾国藩用洋枪洋炮绞杀了太平天国，却骨子里已然把“三纲”提到天的高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后封建帝国到了近代，已是到了被西方列强瓜分和奴役的地步。而帝国里所谓有作为的“儒学名臣”，却不知维新图强，还死抱着那些愚国，愚民的观念当真理。可见封建文化传统已将人们浸淫得痴呆愚顽。可见中国的主义思想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这种固结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思维定式，正是特定的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形成。
每个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
中国这个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中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
中国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伦理（道德）政治的关注。而哲人们善于比照（类比）自然是为了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所提供的例证，而从无对自然世界研究的兴趣，因为没有动力，即带不来名利。王权制度里，人们向往的政治权力，正是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与宗法血缘体制所限制；也正是由简单的季节性循环和简单的农业生产上的循环，最终形成阴阳，五行的“循环论”，同理也就把历史看成是盛衰循环的必然结果了。
传统里的经验思维正是农业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反映。经验思维具有保守性，总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总是要人们向以前看，要人们严格按照祖宗的成规办事。这都与地理环境有关，地理环境促成中国古代人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的生活方式形成中国人的心理模式与思维习惯。根本不同与希腊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外向型思维导致求新，求变。
不同民族的思维文化意识与其活动有关，即与生存空间下的生存活动方式有关。
古代中国人们生存活动方式只限于农耕的活动方式。而西方生存活动方式是海洋贸易与交流探索及扩张的生存活动。生存是社会中人的第一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是根源，上层建筑是派生物，无论政治或思想的上层建筑，它们都产生于或根源于经济基础。社会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在古代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无论它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传统文化，还是思维方式，都是由它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中华先民主要以农耕方式求其生存空间互动，他们正是基于农耕生存的需要，以农耕化的眼光观察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农耕文化早以根植在中华先民的传统意识里。夏、商、周都生存在黄河流域，已是一个富于种植的传统习惯。周人击败商以后，将其子弟、姻亲及有战功的功臣分封到各地，成为诸侯，诸侯分封自己的子侄为卿大夫。各级都按嫡长制世袭，这样就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政治制度。
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形式。
地缘关系是一种空间关系，血缘关系是一种世代继替的时间关系。把血缘性的亲缘关系推而广之为这家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则是商、周“国家”最重大的特征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和血缘因素中寻找。
地理因素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上又是乡土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村落，并且是密布于广大的平原与丘岭山区。
中国三代农耕文化，已铸成了后封建文化的链条（即“连续性”）。中国古代文化几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变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里所造成。
以氏族血缘组织及农耕生活习惯的古代文化里，若能产生出如古希腊时的民主政体及哲学思想，那才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古典哲学同理是反映了那个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并不是有古典哲学家能决定社会存在的改变。
大一统极权并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够建立的。
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争鸣的产物，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相对时段自由学术的间隙（诸侯竞争的时代）。儒家思想同样是自由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不过儒家思想后来成为独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所谓儒家的“经典”，实乃不是什么“经典”，只不过是政治干预下成为了“经典”，也正是适应了制度的需要；也不过成为帝王家天下服务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谓的“经典”，在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正是独尊儒术，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个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但世界精神并不沉陷在这种没有进展的静止中。”（《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八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次印刷）
在农耕文化的国度里，儒家思想成为独尊，无疑儒学最适宜农耕文明里的政治需要。
农耕的生存方式不解体，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将不会消解。
在旧体制里不但不能催生出新思想，新文化，而且往往会扼杀新思想，新文化的成长。正因帝国习惯于保持传统，才能保着统治的稳定。自然最怕进步思想的出现。所以帝国里的政治思想、法律、道德，哲学等无不抑制自由思想的出现。为了保持农业立国的不变，也就保持着家天下的制度不变，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环境里的文化制度又对自然地理因素的反作用。
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就是“海洋”与“大陆”；“商贸”与“农耕”的差异。一个催生出商业文化，一个保持着农耕文化，正是与其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定时期里所造成的因素。
“橘逾淮而北为枳”，这正是自然条件所定了植物生长的的结果。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这既有地理因素，更是社会因素。人不同与动物，人虽无法改造自然地理环境，但人类能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适应自然，而建构出更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人就变成了社会的人。人变成了双性属性，既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人从自然的属性逐步向社会属性转化，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而逐渐又被社会所束缚。人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社会历史文化的印痕。但人是可以迁徙，与其它不同地域里人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就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束缚。
因中国缺乏对外的交流与学习，虽有地理的因素，但社会的因素更是不可忽视。因地理环境始终是处于被动的，而人始终是处于主动的。而处于原始时期的人类，却在自然面前是处于被动的，是被自然所束缚，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处于被动的地位逐步改变，人变被动为主动。故西方的文明，把人从自然与神话中解放出来，建立出主体性，开放性的社会。而中国古代却始终没有从自然与神权中解放出来，并越来越陷入到人为建构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拔。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文化圈里不能自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所架构的社会制度，才是真正束缚中国人的与精神枷索。地理条件只能是文明初期的一种动因，而真正人类文化的构建是在于人的精神。后封建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状态，因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素，再有人们建构的一种社会环境把人死死地束缚在主义的社会形态里。社会环境（即民族文化），对人的影响致关重要，人一生下来，接受的是文化的社会化过程，又没有相异的社会形态做参照式比较。人在那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而逐步接受文化的价值与理念。而那种文化的社会环境从而扼制着中国人的精神思想上的自由。精神思想的不自由，就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文化，人类历史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精神思想发展史过程。
中国文明初期因地理因素，催生出农耕下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被人为的越来越强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制约，即越来越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处于停滞的状态。其阻碍与停滞是中国古代始终保持旧文化的连续而不被突破与断裂所造成。
而古希腊因地理因素催生出的商贸竟争的社会文化形态，其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在不断的突破与超越旧制度，旧文化。
但地理条件只是决定人类古代文明社会的一个动因，而不能成为决定人类命运（即文化形态）的永恒动因。地理决定只是特定时空里的作用，而不是永恒的。所以中国王朝并不因大陆性地理环境的存在而永保长存。打破中国社会历史的停滞状态与封闭型的“外壳”，正是西方进步文化的东进，才使“中国型”的封闭社会与地理环境“破壳”。
从而证明进步文化的传播与吸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有较途径。
进步思想与文化的引进吸收，能够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政治结构的变化，这是后文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