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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曾在《中国文化导论》中谈道：“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其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中国文化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事实上从人类文化源头来看，唯有古希腊这个处于近海之岛屿，成为古代文明源头之一。而在世界上同样有很多滨海地带，以及近海岛屿，并没有发展出如希腊那样的文明。故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并不是发展出商业文化的必然结果。古代日本，中国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及南洋诸岛并没有发展出如希腊的商业文化。
希腊文明既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与之相临的东方诸文明互动与交流的影响结果。希腊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世界它处所不具有的，是希腊所独有的，所以才孕育出希腊商业文明。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决定不同区域人类文化走向。在人类初期及跨入文明的时代，自然地理条件确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这只是人类发展史上那个特定时段里地理环境所起着的决定性的因素，即是相对的，而不是永恒的。
中国文化发祥于内陆，气候变化规律恒定，四季分明，大河流域，平原广阔，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决定了华夏民族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
海洋环境促使外向性生存活动，而内陆环境促使封闭性的生存活动。
中国的地形，东与东南临海；北于西北是荒漠与横沙；西与西南则是高山耸嶺。天然屏障隔断了与外界交流，形成了一个交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的地形是一个四面封闭，整体联系很紧密的大陆平原地区，地形非常好，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于平原地形，只有较稀小的山脉，黄土高原也是比较平坦，植被丰富，易于远古人类生存。
中国大陆自然条件较好，气候温和，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和温带地区。平原地区有河流通过，土壤肥沃，适于农耕和村落聚居。
中国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河谷地，包括汾河，渭河，径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部的核心地带。此地区自然条件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公元前4000年，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村落。
夏、商、周都是以农业立国，从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父家长式社会制度模式而奠定了“家天下”的制度形态，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社会里，不能不认为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政治体制。从四大文明古国的发祥源头来看，无疑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唯有中国特殊封闭性的大陆环境，在古代因天然屏障隔断了异族入侵和与外界交流，而使文化不间断的发展下来。即使在大陆内虽遭受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入侵，或一度统治整个大陆，但并不改变中原文化的本质。这因为华夏周边部族文化在历史上是落后于中原文化的，即使落后的北方部族（如蒙、满）入侵中原，最后还是被汉文化所融合，并不像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被外来民族入侵，却使原民族文化中断或消亡。
中国北方因地理气候与中原迥异而形成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贯穿了前后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大陆农耕文明长期受北方游牧民族攻击态势里唯一的竞争压力，也由此促使中原民族大一统文化意识成因之一。
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土壤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形态。
东方农业生产方式往往以家庭生产为单位（或家族式），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依靠人的劳动从自然中索取生活必需品，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是一种自经自足的生产方式，即生产方式也是保持原生态性。
环境对家庭形式，衍生出“孝”的观念，又成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学说都可以从中国地理环境与人之间长期作用形成社会观念里寻找到根源。由于易于聚落形成的环境，创造了发达的血缘宗族形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血缘家庭与地缘（聚落）结合不易瓦解。中国广大而众多村落里的血缘与地缘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进而长辈的权威性也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建立，由父家制的权威思想观念，推而广之到国家（由家到国）观念。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伦理（或叫道德）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宗法观是地理环境与人之间的长期作用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