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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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周易》哲学内涵及其思维方式特征。也已知《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源。先秦诸子继承并发展了《周易》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特别是《周易》以后的儒学者，对《周易》一书进行不断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做为研究今本《周易》最早的学术文章《易传》，在汉帝国时同今本《周易》一同被尊奉为《易经》，自此今本《周易》与《易传》（即“十翼”）成为《易经》不可分割的组成内容。《易经》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因《易传》的产生，特别是《系辞传》与《说卦传》理论的产生，阉割了《周易》本来的性质，即把《周易》阉割成亦筮亦理的面目，以此适应专制帝国“萨满文化”的复兴。
而另一路则是巫术思维（或称“诗性思维”）在先秦始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总之，巫术文化与巫术思维在先秦时期也始终保持着连续性，至到帝国时期里，巫术文化得以全面复兴。先秦战国时期那段理性之光，从此掩蔽在漫长的帝国黑暗中。帝国时期里的巫术思维与神秘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复兴与发展。
无论学者们所言“萨满文化”、“诗国文化”、“诗性文化”、“有象思维”、“直观性思维”等等，以及把中国的后封建文化归咎于孔孟之道等等。那么又是何因导致并形成中国思维方式的连续性而不被中断呢？也就是说《周易》中的比类思维与民本思想，及把《周易》改造成巫术化的工具（六爻八卦的算卦书）运用，并贯穿了先后封建社会近3000年的历史时空。这是什么因素所导致了呢？也就是说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突破“民本思想”；始终没有突破“巫术文化”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借以张光直先生对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转变方式，即“连续性”与“突破性”这种历史哲学命题，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不被突破，即“连续性”的历史成因。以此揭示《周易》为何保持了原始思维方式，以及只关注统治主体的道德性建设的成因。也包括后来的史巫把《周易》改造成筮卜工具，而成为亦巫亦理的文化，贯穿了整前后封建时代的历史时空。以及今本《周易》被帝国初期尊奉为《易经》的内容（另一部分为《易传》），成为后封建时期巫术文化及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的历史因素。
中国史前文化的延续到中国古代文明时期，同理是伴随着原始思维方式的延续，而中西文化差异，实际也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差异呢？即我们的历史文化为何是个“连续性”而不是“突破性”的呢？
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考古专题六讲》中讲到西方社会史家关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主要变化因素是：
“最常提到的是生产工具，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质变。这主要指金属器的出现，金属与生产手段的结合。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灌溉技术，水渠的建设。
第二种因素是地缘的团体取代亲缘的团体。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属关系愈加不重要，而地缘关系则愈加重要，最后导致国家的产生。
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这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就产生了记录这些关系的需要。
第四种因素是城乡分离。城市成为交换的手工业的中心。在城乡分离的情况下，造成贸易的需要，就是加工前后的自然资源在广大空间的移动。
以上是所常见的西方社会史家关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主要变化原因的一般观点。”
（《考古学专题六讲》张光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页）
这些被认为是西方常见的一般学说，只能是欧州文明演讲的一般路径。而西方学者认为文明演进所造成变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属于“结果”。而是这些“结果”的表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脱离了野蛮时代。但我们可顺着这些观点来解读导致中国古代文化“连续性”的主要因素。我们既要从这些“结果”来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变化情况，也要追溯造成这些“结果”的成因。
那么，我们所要探讨这些“结果”（即生产工具、文字、城市、亲缘与地缘团体等）及造成这些“结果”变化与不变的成因与思维方式的关系。
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思维方式是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环境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也就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揭示了东西民族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也就揭示了东西思维方式差异的成因。不去揭示传统文化的成因，也就无法知晓思维方式的成因。
我们先从东西文化演进上进行对比，看两地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主要表现在文字，城市，生产工具，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差异，即以希腊文明来进行对比，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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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先生在《考古学专题六讲》里也曾分别从生产工具，城市，文字，意识形态上简单的举例说明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所延续“野蛮时代”的文化成分。张先生通过举例，最后总结中国古代文明是萨满式的文明，其结果：“中国古代由野蛮进入文明过程的主要变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即技术的变化，则是次要的。”此种说法，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沿着张先生的举例做进一步的解读，即通过参照西方古代文明产生过程来对比分析“连续性”与“突破性”的背后成因。
从“生产工具”上张光直举例说：“最重要的延续是生产工具。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生，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变化。石，木，骨，蚌仍是生产工具主要的原料。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左传》里有句名言叫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的使用就是围绕这类＂国之大事＂而展开的。用于祭祀的是大量青铜礼器，用于军事的就是各种兵器。这样，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中国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延续是相当明显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通过张光直先生的阐述，确实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里，在生产工具上并没有明显反映出由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这一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考古上根据人类使用工具质料的不同，分成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大约1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也是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新石器的标志是人们使用磨制石器，磨制石器伴随着定居，房屋建筑，制陶和原始农业的出现。我国的“仰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应该是四千年前后开始，即青铜使用到生产工具上。
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各种青铜生产工具，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锛，凿，用于渔猎的鱼钩，箭头及各种刀具等。
到商代青铜器才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然而商代青铜器的利用主要是基于商王室和各级贵族的宗教祭祀，政治礼仪和军事方面的需要。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蚌器，骨器，木器等。考古发掘所见，以石，蚌，骨器居多。推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还大量使用木质的农具（因为木质农具，很难保存，故考古上很少发现）。商代晚期，青铜冶铸业已有了高度的发展。商代的社会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而商代的农业主要是用耒耜来进行农业耕作。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农业都是耜耕农业。只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由于铁农具的逐步使用，牛耕的逐步发展，犁及犁耕农业才出现和发展起来。总之，商代青铜器并没有运用到农业生产上。青铜器主要成为商王室及贵族阶层的统治工具与使用工具。从考古上来看，是用在礼器，车马器，兵器，贵族使用器具上。
因商朝青铜冶铸业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而贵族统治者所想的“国之大事”，即“祀于戎”。考虑的是如何去统治与保障统治，精力用在祭祀与军事。即统治的思想（神道设教）手段与军事暴力手段相结合。商统治者把当时代表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主要用于统治（礼器与兵器）工具和生活使用器具上，而不可能去关注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商王及贵族为了巩固统治，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武器，青铜生产工具上主要是为贵族制作木器，车具的手工工具，除了这些就是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是商、西周王室及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所使用。
商朝的青铜使用，正如张光直所说：“青铜在这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产工具，而是制造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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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使用与商朝相比并无大的变化，同样的是青铜并没有使用在生产工具上。若说有变化的是，西周青铜礼器的最大变化是铭文有了发展。礼器成了维护西周封建氏族贵族统治大造舆论，进一步强化封建贵族统治权力工具。
西周时期出现了列鼎制度，青铜鼎（礼器一种）用以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列鼎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是先秦封建社会礼制的最突出的代表。
西周青铜乐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青铜乐器也是贵族等级身份的象征。西周的青铜主要用于礼、乐器及车马器、兵器具，表明西周礼制制度的加强。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传承，而不是到了西周初出现了变革，正如胡厚宣先生所言：“故汉代及其以后旧籍从封建之制起源于三皇五帝之世或更以前，此固不可信。然近儒谓封建之制，不特为周之所特有，且系周公之所独创者，亦不然也。
盖今人每以中国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中国一切传统的文化礼制，大半皆由于周公之制礼。据吾人观之，周起西土，在早期几无文化之可言，及入主中土，乃全袭殷商之文化，几乎无所变革，故殷与西周实乃为一个文化单位，其剧变化不在殷周之际，乃在东周以来。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独创，且亦非周代所特有，举凡周初之一切，苟非后世有意之傅会，则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也。”（《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胡厚宣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在很多方面继续着商代后期器物的作风。这是由于周人在商代接受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伐纣以后，殷商旧地更沿袭着那里的传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李学勤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大抵周承商制不假，在商、周（西周）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农业，而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土地那样是被王与贵族所袭断与控制。
“周朝灭商以后，完全袭用了商朝的官府手工业制度，在周初分封的时候，原来殷王室控制下的官府手工业者仍以原来整个家庭形式被分配到各个封国中去。……整个西周时期和春秋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导形式都是官办和官营，时称＂工商食官＂”。（《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等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周人继承商制，已然是对社会各方面施行的是垄断。君王与贵族统治者考虑的是“祀与戎”，虽然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并不关注，在商与西周时期青铜主要用于青铜礼器与兵器，所以考古上很少发现青铜的生产农具。而从文献上也不反映青铜使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
“在殷墟发掘中，从无发现清晰可以确认之农具，在甲骨文中亦从未见有关使用农具之卜辞。”（《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胡厚宣著第713页）
商、周（西周）虽进入青铜时代，但在农业生产上还主要是以木器、石器、蚌器、骨器农具，农业上并没有推广青铜生产工具，这是事实。
地上最早的文献是《书》、《诗》、《易》（周易）。而《书》里有伪作的篇章，《诗》作又夸度的时间长，有一些诗是春秋的诗作，而唯有《周易》是最早的可信书证了。即使《书》里的“商书”、“周书”文里没有涉及“青铜”这一材料的记录，也没有出现“铁”字。倒是《周易》一书里反映了有关青铜器物，但也没有“铁”字出现。
《周易》“噬嗑”篇中有“噬干胏，得金矢”，“噬干肉，得黄金”的说法。这里的“金矢”，是指青铜的箭头。这里的“黄金”是指青铜的金属物。
《周易》“解”篇中说：“田获三狐，得黄矢”。这里的“黄矢”同样是指青铜箭头。这一句是说猎获了三只狐狸，却又得回了铜箭头。
《周易》“姤”里有“系于金柅”。此处的“金柅”是纺线手工车上的一个青铜做的锭子。这反映了青铜用于家庭手工生产工具上的例子。
《周易》“困”篇里讲：“来徐徐，困于金车”。这里说的“金车”，属于贵族乘坐的车马交通工具。考古上多有出土商周时期的车马具。
《周易》“鼎”篇以鼎喻事理，此篇中讲的“鼎”，就是指青铜鼎，青铜鼎属于礼器。
从《周易》里看到的青铜用在打猎的弓箭（也是兵器），车马交通工具，礼器，手工生产工具等，但没有反映青铜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
从中国的青铜发展史来看，虽然青铜出现的早，而用在农业生产工具上却不曾出现。上古支撑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是农业为根本，却在农业生产上从“野蛮”到“文明”并没有把先进的青铜用于农业生产工具上。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从生产工具到生产技术保持了氏族社会的连续性。
那么我们再以希腊为参照看一看希腊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生产工具与生产手段的变化情况。
希腊文明最早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公元前3000年代初，希腊爱琴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2000年代则为中晚期青铜时代。先在克里特，后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文明和国家，统称爱琴文明。古希腊的历史大致分为5个阶段：
1、爱琴文明（青铜时代或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前20—前12世纪，相当于中国夏、商时期。
2、荷马时代（铁器时代，原始社会解体）前11世纪—前9世纪，从时间说，相当我国的西周时期。
3、古风时代（城邦形成时期）前8世纪—前6世纪，这时中国进入春秋时期。
4、古典时代（城邦鼎盛时期）前5—前4世纪，这时中国进入战国时期。
5、希腊化时期（古希腊城邦灭亡，相继被马其顿，罗马控制）前4世纪晚期—前34年，这一时期相当于我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
古希腊历史时间相当于中国经历的夏、商、周、秦、汉（西汉）时期。因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最早的文明是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19世纪以前，关于这两地的远古历史，只有荷马史诗中一些叙述和希腊人留下来的传说。也就是指荷马时代以前的希腊文明，主要以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为中心。这两地的文明是后来考古发现的。克里特文明被考古认为毁灭于火山，而迈锡尼文明毁灭野蛮部落的入侵。两地文明被毁后希腊进入了一个被称为“黑暗时代”（荷马时代）的衰败时期。史家认为这一时期相对于迈锡尼的奴隶制国家社会，希腊各地又退回到原始社会时代。即以入侵部落的氏族联盟军事民主制社会组织代替了迈锡尼的国家体制而普通流行于希腊全境。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就是铁的使用。铁器是随多利亚人的入侵而由北到南传遍希腊，希腊进入铁器时代。公元前10—前9世纪时期，希腊各地用铁已较普遍，铁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使希腊全境较普遍地出现农耕经济。因铁器的出现，希腊手工业也有了大发展，如造船业。荷马时代作为铁器的时代的开始，较迈锡尼的青铜文明仍有其进步意义。而这时的西周时期还是金石并用时期，中国铁器用在生产上，还是在春秋以后的事。在前8世纪至前6世纪是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称古风时期，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装有铁铧的犁，铁锄和铁锹等农具广泛应用，使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地得到开垦和深耕。手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之间的分工已经完成，冶金、制陶和造船等手工业发展最为显著，焊铁术和铸铜术已普遍应用，并在各地开采有色金属。
希腊进入城邦制国家是伴随铁器的使用，铁器的在和产工具上的普遍使用，催生了希腊城邦国家的诞生。
铁的使用，最早是地中海小亚的赫梯人，时间约在公元前16—前15世纪左右。但赫梯把冶铁术垄断起来，秘而不宣，所以它在古代东方文明诸国中没起什么作用。
中国古代到“战国中、晚期时，铁工具已经代替青铜工具而在生产工具中战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遗址出土的一批铁、石、骨、蚌生产工具中，铁工具占65%。古代文献记载，如《孟子·许行章》：‘许子……以铁耕乎？’也是佐证。尤其是v字形铁口犁铧冠（套在木犁前端）的出现，使牛耕得到普遍的推广，这和过去的耜耕相比，是中国农业技术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商周青铜文化》李先登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通过对比，从生产工具的使用材料来看，中国早在原始氏族社会使用的是石、木、骨、蚌生产工具，而进入文明时代（商、西周国家），已然是大量的运用石、木、骨、蚌制作的生产工具，即生产工具使用上变化不大。而希腊从野蛮进文明时代（即城邦时期），生产工具却变化很大。以上是从生产工具上看东西古代的发展不同，接下来，我们从城市的发展与功能上看东西文化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