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周易》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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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上对殷墟商都城址的发掘表明，商代都城是维护王权政治、军事、宗教功能来体现的，并不是商业经济的中心，即不是商品经济的产物。
从考古资料表明，安阳殷商都城的主要内涵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为框架构成的。商代的城市脱胎于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原始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原始习谷。殷商时期这种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殷代都城的基本结构，就是王室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殷代都城（殷墟）的这种结构形态，决定了这一时期城市的基本功能，即政治统治功能和宗教祭祀功能较为显著，而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商业功能则十分薄弱。
当时的商代王都弥漫着崇拜鬼神的恐怖气氛，每天上演着杀戮奴隶和牺牲的恐怖场面，举行隆重的祭祀，用以讨好鬼神。商代政府是一个萨满式的神权政府。
西周时期，从考古与文献上研究，认为西周的都城有三，即岐周、宗周、成周。岐周（现在陕西的岐山与扶风之间）是西周的圣都；宗周（丰、镐）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洛邑）是陪都。圣都是祭祀中心，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俗都（主都与陪都）虽也举行日常祭祀活动，却主要是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领导中心。陪都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诸侯国的据点，发挥了都成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
“周可能是西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宗教中心，至少，它表现出比其他城市更强的作为王室祖先祭祀中心的特点……显然，周既是王室的一个所在地，也是贵族居住的城市……考古工作在周边发现了更加复杂的现象，包括大型的作坊，如在云塘发现的骨器作坊以及分散各处的陶窑。最近在周原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陶范，这与齐家村的一处青铜铸造遗址有关。由于铭文中提到与王室宗庙有关的作坊，这些作坊也有可能属于王家。周的宗族如裘卫显然是从事车与丝织品制造，他们在周必定拥有自己的作坊，裘卫家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也一定拥有其地产，此外，有些地区大概是为穷人居住，其中包括那些为王室及贵族服务的人。关于这方面，最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十多座房屋遗迹，可能就是齐家村铜器作坊工人的居住地方。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在周边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他们在城市周边的田地里耕作，或隶属于王家，或隶属于宗族，或受国家的管理。有清楚的铭文表明官员被任命管理这几个主要城市的农业人口。根据上述分析，特别是对周的分析反映出，西周城市兼有多种功能和极为复杂的本质。该城同时是王室宗教的和世俗活动的所在地，而且也是贵族居住的地方。就后者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土地财产紧密联系在一起，乡村是贵族宗族权力的中心所在，那里生产出来的各种农业产品被送到城市供贵族成员的消费。尤其考虑到将成市和乡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用西方古典社会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消费城市＂这个概念来描述西周城市真实的生态面貌可能是比较准确的。”（《西周的政体》李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5页）
商、西周的城市，是王公贵族统治者居住地，又是宗教、政治中心。城市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实体，也不具有商业功能。即不是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而考古上发现城市遗址上的作坊，是为贵族生产用具，不作为商品性质流入市场交换的。
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城市是个“连续性”的表现，并没有实现城乡分离，而是城市与乡村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突破性变化因素之一，是城乡分离，即野蛮进入文明，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在城乡分离的情况下，造成贸易的需要。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制度，正是在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古代希腊城邦就其政治意义而言，首先是指高于家族、村落、部落之上的特定人群的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往往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若干村落，每个城邦是一个独立体。
希腊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
雅典是希腊城邦时期最大的城邦，也是最大的城市。雅典又是一个民主制的城邦。雅典城邦国家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末，后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霸权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面对东方波斯专制帝国的入侵，而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果，希波战争后，希腊奴隶制经济文化出现了惊人的繁荣景象，工商业和航海业得到充分发展，雅典已有二十几种手工业行，不仅行业繁多，而且行业内部分工细致。希腊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各种商品在专门地点出售，一些城邦中海外贸易非常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港是著名的商港，贸易范围很广。
雅典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成为工商业经济的中心。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和以城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与运作，为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益的社会环境。正是民主政治和工商业经济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的文化盛世，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群星闪烁，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留下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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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封建城市的起源虽然较晚，但是它们建立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基础之上。城市形成后，很快发展为工商业中心。城市工商业一般都由私人经营，政府并积极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日益明确，乡村主要以从事农业为限，而城市则主要从事于贸易及手工业。
中国三代时期，唯战国时期的一些城市逐步发展起来一些手工业和商业。也正是战国时期“邦国”处于竞争的大社会环境，铁工具在生产中广泛的应用，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邦国”的竞争与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战国在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百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对中国后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后封建两千多年的思想意识就是靠先秦那些诸子思想哺育、喂养着，类同西方的文明是靠古希腊的思想文化哺育成长。
而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城市一般不是以社会分工和工商业发展为前提，而是以政治需要为条件建立起来。从先秦到明清作为中国城市基本主体的郡县城市，就是这种政治城市的典型。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和功用，主要与国家政治有关，是国家施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统治者居住在城市中，是城市统治乡村一元制社会体制的枢纽。
中国又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政治文化理念，形成重农轻商思想意识是根基于儒家的政治学说，也正是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基础保障。城市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堡垒，并不是做为工商业的发展功能而存在着。那么，为何中国城市是这种的延续着呢？正如张光直所言：“再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古代城市，我引侯外庐的话，说明中国古代城市与以前氏族制度的延续性。侯先生这样讲道：＂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都不容易和土地的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统一。＂
”用这个特殊性和其他的文明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亲族制度和国家的统一关系，就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还加强了。”（《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2页）
不过张光直引述侯外庐先生的那段话里说的“氏族奴隶”，笔者认为商周不是奴隶制。自然住在农村的是农民（“小人”），是农业生产劳动者。氏族贵族住在城市，而为氏族贵族生产劳动的氏族农民住在“邑里”的种田者，当然是隶属于氏族贵族的，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既无出现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国家，也没有出现如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制国家。
中国从原始氏族聚落进入城市聚落的国家形态，从商至清，只经历了稍有区别的两种社会形态。
一是以血缘（王室）家族分封统治的国家模式（商、周）；二是以血缘（王室或皇室）家族委派制（或官僚制），即委任臣奴统治的国家模式（秦至清）。商、周不过是以血缘管理国家的一种统治模式，而秦（追朔到先秦）以降不过是以臣奴代理王室血缘家族的一种管理统治模式而已。根本不同于西方出现的地缘管理，血缘管理正是氏族遗制的延续。
中国古代（即前后封建时代）国家形态，只不过是氏族血缘遗制的延续。“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血缘家族行施集权主义的外在形式。而实质是为一个血缘家族（王室或称为皇室）利益展开的一切活动过程。一个血缘家族（王室）以所谓“国家”的名义，在各个领域实施的垄断，以保持血统地位，子子孙孙万世江山不移。严格的说“国家”在中国前后封建社会几千年里就没有对这个概念下过定义。也没有思想家对其进行过探讨。只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王”家理念。所以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几千年同样保持着“连续性”。中国从先秦到清朝是个没有变化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出现。就是到了近代，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大清王朝还在实行着血缘管理的氏族遗制。
中国古代城市与乡村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天然般的联结着，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那样，城市是农村的对立物。中国城市是农村各个聚落的政治中心。城市在农村聚落发展上作为政治统治中心而出现的。
通过考古者研究，城市是从农业聚落发展出来的。相当于仰绍后期是农业聚落的分化期，平原区聚落数量增多，聚落面积大小悬殊，中心聚落开始出现，原始城址，这一特殊聚落形态从普通聚落中脱颖而出，由此出现了贫富差距。
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是主从或聚落群分布格局开始出现，在主体聚落群外围大致分内外两层聚落小群分布带，突出表现于龙山城堡的频繁出现，聚落内部已分化成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城市从农业聚落中脱颖而出，成为聚落（或部落）联合体的政治统治中心。城市的出现已跨进到文明（国家）的门槛。
从国家的起源上来看，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市类型的小国演变为大国。城池（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置之一。但从城乡关系上来看，西方文明产生后，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而中国古代却仍保持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城乡上的“分离”与“统一”，正是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路径。
中国古代城市从农业聚落上发展出来，又是联结着乡村的纽带，成为统治广大乡村的政治中心。这是特定的大平原农业与大河流域农业聚落的必然发展结果，与西方古希腊特定地理环境是个根本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反映的商部族曾八次迁徙活动。商人率领部族屡次迁徙，既是为了部族发展生存需要，也是为了找到一个更理想的城址，谋求更大的政治空间。实现部落联盟的霸主地位。周人也是走的同样的一条路。
通过殷墟考古上的发掘调查，商都（殷墟）同其它古代城市的发展规律一样，商都在二百七千余年间，是个逐步发展扩大的过程。
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从遗迹现象观察，当时尚不具备都城的规模，但到了一期文化偏晚阶段，遗址范围明显扩大，面积已增至12平方公里左右。
二期阶段，都城已初具规模，城市一方的宫殿宗庙区已具雏形，另一方是王室及贵族墓葬区，城市已有防御性壕沟。
三期四期阶段，经济发展、人口增加，殷墟的范围已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殷都城为中原部族的政治军事统治中心。
考古资料表明，殷都是由历代商王生前居住的宫殿区，祭祖的宗庙区和死后埋葬的陵寝区作框架构成的，其它区域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商代城市脱胎于史前氏族社会的原始聚落，因此，也就保存着浓郁的氏族社会以血缘宗族为基础（本身就是从氏族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聚落），聚落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殷商时期，宫殿宗庙区和陵寝区连体的布局，是中国早期都城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古资料表明，在殷都范围内还层层分布着若干个以血缘胞体为基础的族邑聚落。这些族邑聚落有自己的土地，宅居，宗庙，作坊和族墓地。各个族邑按照他们和商王室血亲关系的远近，基本规定了每个族邑的等级，大小和实力。
从考古资料表明，殷代城市结构是宫殿宗庙区和若干族邑聚落的有机结合。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政治和宗教祭祀。通过殷墟墓葬的形制与分类表明殷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社会基本组织形态。
古代城市的出现也标志着国家的诞生。“大邑”即是众多农业聚落的联盟的政治中心。“大邑商”也就成为中原众城邑与农业聚落的盟主。包括先周时期的周族，也要接受“大邑商”的封号。周人同样是从一个部族发展成拥有一定区域（领地）内多个农业聚落的小邦主。也是经过多次率领部族人员迁徒到“岐周”奠定了周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样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盟体系，同样是以农业生产为生存与发展做为根本。周族取代商族的霸主地位，实行新一轮的天下分封，是典型的氏族血缘管理体现。依靠血缘纽带维系家天下的统治，不但没有破坏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去建立文明社会的地缘管理，而且是强化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结构，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的血缘宗法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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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黄河流域，生活着一个个氏族，并有若干不等的人群，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共同采摘，打猎，种植，养植生活在一起，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农业聚落。以血缘加地缘，在农业聚落基础上发展出部落，由部落联盟发展到“家国”。由“家”到“国”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纽带。即血缘组织，建立在家国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产生了古代伦理政治哲学，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源于《周易》，《周易》是中国哲学之根。《周易》哲学正是血缘宗法社会意识的反映。东方的古典哲学是东方社会意识的反映，自然不可能产生如希腊古典时期哲学思想内容。东西不同的生存环境，其意识形态也不可能相同。
古代中国地缘组织不是以血缘组织的崩溃为前提，而是两者紧密结合，血缘组织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强化，并与地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发展成独有的宗法制度，这一发展路径与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是不相同的。也就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东西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正是两个不同的地域生态环境对生存者的影响结果。
而古希腊也经历了氏族社会，由于希腊所面对的生存条件，即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促使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较快发展。因此促使氏族“共同体”走向解体。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发展必然加速社会的阶级化过程，所以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血缘关系的否定。由于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作用，平民们早已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这些平民和工商业阶层在斗争中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改造氏族贵族统治，用明确的私有制和自由独立个人的新的政治联合体来取代。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上，在荷马时代的居民分四个部落，每个部落包括若干个胞族，每个胞族包括30个氏族。多利亚人南下时没有能占据雅典，但是其他地方的居民纷纷逃到雅典，原来的各民族成员也出现迁徒混居的情况。外来居民和脱离原来的民族迁居的人，都处在氏族组织之外，贫富分化在逐渐发展着，居民逐渐分成氏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后两者是平民），还出现了奴隶。各部落以雅典为中心逐渐走向联合，前8世纪未，雅典国家形成。
梭伦改革之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引起了雅典平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公元前594年，贵族出身的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梭伦因经商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社会有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梭伦改革实际是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
梭伦改革内容第一是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这只是针对平民。而雅典的奴隶则有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并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集中。第二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旧贵族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使工商业奴隶主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三是设立新的政治机构，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四百人会议，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第四包括促进工商业及内外出口贸易的法规措施。
总之梭伦改革，改造氏族贵族统治，国家不依血缘亲属氏族集团进行的统治，而是以公民的财产分为等级，体现了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梭伦改革，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
梭伦改革近百年后，到克利斯提尼又进行了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同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四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划分进行选举，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了贵族赖以存在的条件，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的形成，正是氏族“共同体”解体的过程。这是社会的分工和商品交换发达造成氏族制度的彻底瓦解。因此，氏族血缘关系亦不复存在。雅典城邦奴隶制不是以血缘关系，而是以地域来组成国家的管理，而创造了一个公民的国家，而不是家族国家。
而中国古代恰恰相反，商的社会结构表现为以商王为最高家族长的血缘家族分封系统。周承商制，建立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维系的“天下”统治；一方面在国家中形成了一个作为统治者的氏族贵族集团，周王既是家族的宗主，又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宗法血缘的亲疏程度，决定了这些统治者在国家中的权力大小等级高低的不同。另一方面，商统治者，又把被征服者的部落和方国整族的划为接受统治的“子国”，这些“子国”基本保持着原来氏族社会结构。西周继承了商制，推行宗法制，把部族内部的血亲联系衍形为宗法严密的宗族组织，并推而广之深入国家政治层面，以血缘组织成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天然纽带，这是以氏族血缘集团演变成为血缘国家的东方路径。中西所形成不同的文明路径的关键因素，是其背后的是工商业或是农业作为的支撑。而形成商业或是农业立国正是与其地理条件有关。